2018-03-29

“为何共产党比纳粹名声好?” (有英文视频)

【希望之声2017622日】(本台记者馨恬采访报导)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都觉得纳粹很邪恶,但却觉得共产党不那么邪恶?
风华正茂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2015年底到朝鲜旅行,当时他21岁。他在朝鲜和同伴快乐地丢雪球,几天后在平壤搭机离开前往香港时,被朝鲜当局逮捕。他被指控的罪行是窃取朝鲜政治海报,3个月后他被判劳教15年。被关押17个月后,613号终于被营救回家。这时,他已变成昏迷了一年多的植物人,没有办法向家人讲述他在平壤的遭遇。回来不到一周,619日下午,这个青年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瓦姆比尔在朝鲜到底遭受了什么样对待?没人知道。但试图对他进行医治的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医生说,他的大脑明显遭受了“大脑组织的大量损失”,这表明他的大脑失去供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医生还判断他陷入昏迷状态已有一年时间了。瓦姆比尔的家人在他过世后的声明中说:“不幸的是,我们儿子在朝鲜手中遭受的严重虐待,只能让我们得到今天这个悲哀的结果。”
川普总统在电视讲话种谴责朝鲜政权的残暴行径。那么,人们对共产政权的认知到底有多深刻?
在申请美国移民时,申请表上会问申请人:你是否参加纳粹或共产党、或恐怖组织。共产党和纳粹、恐怖组织排在一起。但现实中,共产党的的名声似乎要比起纳粹好。
在美国,谈到纳粹大屠杀,几乎所有人都很清楚纳粹的暴行、并毫不犹豫地进行谴责,但是谈起共产党的暴行和邪恶,很多人并不清楚、有的会怀疑或不以为然。上个月(20175月),在加州甚至发生了众议院通过法案,要废除冷战期间制定的不允许共产党员进入州政府工作的法规。当然后来由于越南社区和其他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对,才使这项法案被搁置。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有些美国人、包括政界人士,现在已经不认为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社会有什么威胁了。
而根据众所认知的统计数据,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共产党在全球屠杀了1亿人,也就是说,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还不到被共产党杀害总人数的6%。但是,当人们说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或政权,他们一般会使用纳粹或法西斯、而不是共产党。原因到底是什么?

专栏作家和电台节目主持人朴瑞格(Dennis Prager)分析有六个原因。他是一位犹太人,曾经担任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理事会的理事。
朴瑞格说,共产党在中国杀害了7千万人,在苏联杀害了2千万人,加上大约5百万的乌克兰人,在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共产党杀害,他说,“共产党在苏联、越南、中国、东欧、北韩、古巴、以及大部分中亚地区控制奴役那些国家地区,他们摧毁了超过1亿人的生活。”
为什么共产党不像纳粹一样臭名昭著?
第一个原因
朴瑞格说,第一个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公众普遍对共产党的历史记录认识不足。
他说,虽然左派和右派都有很多人憎恶共产党,但是那种不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左派(自由主义左派如杜鲁门总统和肯尼迪总统),他们并不憎恨共产党。
“而由于左派控制了美国的教育界,很少有人在学校里教共产党的邪恶历史。而且他们把共产主义作为解决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行的、甚至理想的方法。”朴瑞格表示。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朴瑞格说,是因为德国纳粹进行了大屠杀。在人们所广为知道的事件中,没有能够跟大屠杀相比的。纳粹当时把欧洲大陆上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男女老少,抓到集中营里去处死,这种残暴行径是前所未有的。
朴瑞格说,“其实共产党杀害的人要远多过纳粹,但从‘系统性的群体灭绝’这一点上,比不过大屠杀。”因此,大屠杀的独特之处以及它所受到的关注度,使得纳粹比共产党更加臭名昭著。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共产主义是基于听起来很不错的、听起来有道理的理论,而纳粹主义不是,它是基于听起来让人恐惧的理论。”
朴瑞格表示,知识分子、包括撰写历史的知识分子普遍容易被表面的词藻所蒙蔽,以至于他们认为“行动不如言论重要”。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共产党残暴行为的关注,远不如对纳粹残暴行为的关注来的多。
他说,“他们把共产党的邪恶淡化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变种。但是他们倒是正确地把纳粹暴行归咎于纳粹主义。”
第四个原因
朴瑞格分析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德国人彻底地揭露了纳粹主义,并为此承担责任、以及愿意为此赎罪。但是苏联人从来没有如此地揭露列宁、斯大林的暴行。”他说,相反地,到现在为止,作为苏联共产党之父的列宁在俄罗斯还受到尊敬。至于斯大林,就像伦敦大学的俄国历史学家Donald Rayfield所说的,“人们还在直接或间接地否认斯大林的暴行。”
他说,“至于中国的毛泽东,这个所有共产领袖中最大的谋杀和奴役人民者,也没有怎么被揭露,还被拱卫着,每张人民币上都有他的头像。”
朴瑞格认为,“只有当俄国、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承认共产主义在他们国家中所犯下的罪行,否则共产党的邪恶就不会像希特勒纳粹的邪恶一样广为人知。”
第五个原因
朴瑞格分析第五个原因,“共产党主要是杀害了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而纳粹没有怎么杀害自己德国人。”因为按照“世界舆论”来看,谋杀自己群体的人要远不如谋杀外人更受到关注。他举例来说,在非洲的黑人谋杀了那么多的黑人,但几乎得不到任何的“世界舆论”关注。
第六个原因
朴瑞格说,“按照左派的观点,人类最正义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打击的是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主义。”那时纳粹占领了很多欧洲国家,最后都被解放了。“但是他们不认为与共产主义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他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美国对朝鲜和朝鲜的后盾中共的战争直接就被他们忽视。”而好莱坞明星简-方达在1972年带着钢盔坐在北越的坦克车上拍的照片,却受到左派颂扬。
朴瑞格指出,在左派和那些受左派影响的机构承认共产党的邪恶之前,人们会继续生活在道德价值困惑的世界中。
为何左派抗议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
今年3月底,一些年轻的左派人士在华盛顿DC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前做了一个小型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些人对着纪念碑伸出他们的中指,并把照片传到推特上,很多跟随的推文都对纪念因共产政权而失去生命的人表示不以为然。
作家兼自由撰稿人伊莲娜-鲍芙博士(Dr.Ileana Johnson Paugh)针对此事撰文说,大部分高中生和大学生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体制下那么多人的悲惨遭遇,而且他们常常嘲笑想要告诉他们真相的人。
朴瑞格表示,所有善良的好人都亏欠那些受到共产党迫害的受害者们,应该去了解他们的经历。“因为不了解那样的世界,要比被谋杀或被奴役还要糟糕。”
责任编辑:李晓海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原文: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06/22/n894684.html

程晓容:共产主义远比纳粹邪恶

【大纪元20170216日讯】
 
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宣传画报极为相似。(资料图片)
20世纪的人类社会,见证了惨烈的战争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夺走了1700万和7000万军人及平民的生命。战场交战、屠杀、虐杀、疾病和饥荒等多种原因,令庞大数量的生命从地球上消逝,或骤然,或缓慢。
硝烟散去。纽伦堡审判之后,许多战犯被送上绞架或入狱服刑,正义得到了伸张。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愈劫后的创伤。七十多年来,对战争的反思、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停止。
研究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陆续推出了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大批影视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记录黑暗的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外开放,以色列、美国和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曝光了种族灭绝的极端恐怖。阴森的囚室、铁丝网,在时时提醒着人们:谴责罪恶,永不再犯。
今天,“纳粹”一词,早已恶名昭彰,成为邪恶和残暴的代名词。对于纳粹主义的宣扬或认可,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会令人惊骇、不被接纳。然而,就在阳光下,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还有一种罪行,更为邪恶残暴,仍然在肆虐横行,且不断变换面目。那些罪恶的制造者,那些杀人无数的暴君,居然继续被尊崇和膜拜。邪恶的理论,还在通过教科书和各种宣传媒介向亿万人灌输著。杀戮,没有停止;压制,是极权的专利。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都是对生命和尊严的亵渎,也是对昔日死难者的不敬。
共产党杀人远多于纳粹
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330万苏联战俘,110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加上战场上的1500万致死人数,受害者总数约为2500万。
和纳粹相比,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虐杀了多少生灵?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在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总计为近1亿人,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亡人数,如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 
20世纪遭共产政权迫害致死人数。(大纪元制表)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信奉魔教。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区飘荡,散发最邪恶的毒害。
共产主义学说故意夸大不同阶层人们的矛盾,主张阶级消灭论,宣扬暴力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为“现代政治种族灭绝的祖先”。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阶级和种族太过脆弱,不具备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必须让路,他们必将被‘革命的大屠杀所消灭’。”
1. 苏共暴行
1917年,苏俄共产党夺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同时开启了共产暴政的杀人史。
前苏联异见人士Vladimir Bukovsky说:“共产党执政后,无论在俄罗斯、波兰、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国,他们首先要消灭本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会结构’。”然后,共产党便开始消灭某些特定群体,在苏联,这些人包括神父、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例如乌克兰人、车臣人、犹太人等。
列宁掌权后便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1918年到1922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列宁曾经说过:“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至少逮捕100名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质,把尸体挂在那里,让周围几百英里之内的人看到并且发抖。”
斯大林上台后,开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800多万人。
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条件极端恶劣、劳动强度过大、饥饿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甚至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2. 赤棉大屠杀
提起“红色高棉”,人们便想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杀戮场”。
1975417,红色高棉战胜美军支持的柬埔寨共和军后,开始了一场历时近四年的种族灭绝共产主义革命。红色高棉首先展开了人类史上罕有的逼迁行动,以枪械威逼,撤空了人口达200万的金边,年老体弱及年幼居民的尸体被弃在路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统治让国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历史最低点。在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柬埔寨有近200万人被杀害,或因饥饿、过度劳累而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开放给游客的一个杀戮场前,导游介绍说,红色高棉为了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最残忍的是杀死儿童时,暴徒们倒拎着小孩的双脚,对着大树将他们的头部用力砸去,活活将其撞死。至今,还能看到有的大树上嵌著小孩的牙齿。妇女则在死前先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被重棍击毙。
2015417,在内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幸存者胡霍(Huot Huorn)对记者说:“四十年前,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地狱、一个鬼地。”她为36名死去的亲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这一个政府⋯⋯它们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们让我们挨饿、不给被监禁的人们吃喝,直至他们饿死⋯⋯我看见他们把孩子的头砸向树。”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给予了红色高棉精神和物资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实沾著柬埔寨被害民众的鲜血。而中共在屠杀本国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极,集罪恶之大成。
毛泽东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8亿人口不斗行吗?”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暴君酷爱斗争,令其无休止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恐怖,将全民陷于“对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血雨腥风中。时间、精力、国力,全部投入害人的斗争,而斗争又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毁灭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陈礼铭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中小结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敌人经过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托派、AB团、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地主富农、不法奸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苏联修正主义、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种人、四人帮、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华势力⋯⋯直到现在干脆简化为‘敌对势力’四个字。”
从延安整风,到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专制机器不停地揪出反党分子,对他们侮辱折磨、剥夺一切权利,甚至大开杀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肃的对象几乎都是对党和“领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热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在一夜之间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他们沦为政治贱民,或是被劳改、抓捕,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这些遭到中共疯狂迫害的受难者来自社会各界,不仅有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贺龙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艺术精英,还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滥杀,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续不断。文革期间,大陆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三大屠杀案。作家谭合成专门调查了道县大屠杀,将调查报告集结成书──《血的神话》。这场屠杀始于1967813,主要是针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及其子女。杀人手段五花八门,包括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炸药炸死等。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它是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
据学者统计,在中共执政的68年当中,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杀,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高达8千万,仅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就有4千多万人饿死。这个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今日,在“人权最好时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锁资讯、欺骗人民、迫害信仰、残害无辜。1999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疯狂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实施了灭绝政策──“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江氏犯罪集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这一罪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九评共产党》评说:“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共产党破坏文化泯灭人性
纳粹帝国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在此基础上对异族实行残酷的灭绝,但是在国内,德国的民众享有较为优厚的福利待遇。而共产主义的更加邪恶之处在于,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例如: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波尔波特拆除了金边大教堂,而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则是无远弗届,空前绝后。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扫荡了全中国城乡的文物古迹。以中学红卫兵为主的“革命小将”杀向各地名胜,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寝遭到永久性的毁灭。曲阜孔庙惨遭蹂躏,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的孔子遗骸早已不知所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挖坟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坏了。民间收藏的无数珍奇古董、古籍字画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
此外,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加剧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沦亡。有学者指出,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创,几代人都难以恢复。
共产主义颠倒善恶,以无神论取代人对神的敬畏。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共产政权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斗争的对象,鼓励人们互相揭发告密,向党靠拢,放弃本性的善与爱。就这样,在共产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变成了奴隶、机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民的精神异化,远甚于纳粹主义对民众的洗脑宣传。
共产党政权对内实行欺骗和镇压,铁腕维稳,对外则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输出仇恨、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自由国家。
共产罪恶远未被人认识
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客,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派出大批盖世太保去苏俄学习建造集中营的经验。德国和德占区的几百个犹太人集中营和战俘集中营,就是参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共产主义暴政下的产物,给邪恶轴心提供了犯罪的灵感。
陈礼铭这样对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共产主义黑皮书》写道:“为什么对于跨八个年代在四大洲触及约三分之一人类生命的共产主义巨难,学术界是如此震耳欲聋的沉寂?为什么人们对于把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性犯罪以及反人类罪──这样的关键因素作为分析共产主义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广泛的迟疑?”
“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还有斯大林,则一直享受着令人惊讶的尊崇。法国国家乐透彩作为一家政府机构,甚至疯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广告促销活动。请问有谁胆敢出主意将希特勒或戈培尔用于商业广告?”
历史的悲剧,写在昨天。严肃的思考,留给现在。警钟,早已鸣响。对于一切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悲剧,对于将会实施、毁灭明天的罪恶,我们怎可坐视不理?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说:“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对于这个绝对的权力,人就必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人类,岂可成为“非人”?远离、唾弃、抛弃共产党,告别梦魇,悲剧方可结束,世界才能回归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责任编辑:高义

原文:http://www.epochtimes.com/gb/17/2/15/n8814651.htm

2018-03-25

一名澳洲华裔前议员被中国拒绝入境,边检的回应很霸气;澳洲政府表态.......

2018-03-24 Troy CityDiscount都市折扣


本周二,澳洲前华裔市议员,51岁的胡煜明(John Hugh),和78岁的母亲从悉尼飞抵上海。他们一行准备把父亲的骨灰送回他出生的地方。
刚要下飞机时,两名中国边防检查人员登上飞机,要求胡出示护照。查看后叫他们拿好东西和他们走。
之后,他的母亲顺利出了上海机场,但胡被送上了一趟回悉尼的飞机。
当时,胡问边防人员,为何拒绝其入境,中方人员的回应很短:
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澳媒称,中国媒体指出胡被拒绝的原因是存在参与邪教活动的行为。
胡认为,被拒是因为他在支持一项旨在限制外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法案。
1990年代移民澳洲,后改名叫休 约翰,目前是所谓澳洲价值观联盟(Australian Values Alliance)这一组织的发言人。
上周,他曾在在新州议会大楼为那本他们组织所出的,很多澳洲人都看不明白的奇葩书《无声的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站台发表演讲,这本书指出中国在大范围地渗入澳洲。
书的作者Clive Hamilton事后宣称,中国政府是在“报复敌人”。
这本书中说,中国对澳大利亚“虎视眈眈”,中国留学生“威胁澳高校言论自由”、中国商人“窃取澳国家机密”、中国“干涉澳国内政治进程”。
胡以前是悉尼西部Parramatta市政厅的议员,2014年时曾随代表团要出访中国,之后被中方要求退团,但后来还是被准入境。
本周四322,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表示:
虽然我们对这名()市议员的访问没能按计划进行感到失望,但中国有权控制他们对外国人出入境的政策和程序。
目前胡的母亲在上海和那里的亲戚住在一起。
胡所服务的这个澳大利亚价值守护联盟,当年曾被澳洲描述为“成功阻止了”毛主席纪念音乐会在悉尼和墨尔本的举行。
网上有资料显示,胡是澳洲著名的华人社团及华人养老服务者澳华公会的董事和秘书,以及澳华影视圈名誉董事。
在去年竞选连任(之后落选)悉尼Parramatta市议员时,
宣传资料里宣称:
来自中国上海,多年来在澳从事信息科技及政府公务员等职业。在澳不断学习,获得多个学位,涵盖信息技术,工商管理硕士,以及建筑测量审批研究所的文凭,为该社区的服务和城市规划打下了坚实基础。
积极参与社区服务,自2000年被任命太平绅士以来,在很多华人与跨种族的社团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同时是PCYCPolice-Citizen Youth Club, 警民青少年俱乐部)的理事;深信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鼓励增强各族裔青少年间的交流互动,并在俱乐部专职警察和社区领袖的引导下不误入歧途。
在任职期间(2012年第一次当选后),努力为社区服务,倾听所有团体的呼声,在不违背澳洲法律的前提下,对来自不同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种族背景的团体一视同仁;
同时他认为:没有长者在过去对社会和他们家庭作出的奉献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即便是从中国刚移民过来与他们子女团聚的长者也是澳洲社会的宝贵财富,感谢他们为澳洲培养了他们的子女。
过哪座山,听哪首调,否则就是自讨没趣。
觉得他此行分明知道会有这个结果,是故意好回去放消息,炒作自己。
在澳洲,这样的华人是少数,但也屡见不鲜。
能力没有多少;
反华反中,侮辱同胞和故国,却是他们的生意,生财之道;
极力为主子划分出“听话归顺的中国移民”,剩下的就是“不听话不归顺的中国新移民”,污蔑他们以及中国留学生是“低等人”,是“间谍”;
当外国反华势力或者政府想利用他们来恶心一下中国的时候,就利用一下,当中方采取行动,华人集体抗议抵制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不会对其有任何怜悯,扔在一边,先把自己撇清得一干二净。
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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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Troy
个人公众号:土澳情报局(IDAu_Q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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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第一人气微信公众号
(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j8jgIFLsgu4e02qbZl5SAg

(环球时报)张洁:数典忘祖者,别想祖国欢迎他

2018-3-24 环球时报 张洁分享 

澳大利亚华裔前地方议员胡煜明近日入境上海时被拒并遭遣返,在澳受到关注。中国对华人华侨向来友好,干嘛不让这位胡议员“回家”?只要看看这位胡议员的所作所为就明白,原来是他早就不把中国当做“家”了。
现年51岁的胡煜明20世纪90年代前往澳大利亚,这也意味着他有近一半的人生是在中国过的,说中国生育了他哺育了他并不夸张。但作为“反哺”,胡议员近年来却多次在涉华问题上扮演不大光彩的角色。比如今年2月在澳出版的《无声的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一书,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胡煜明就在书中“露脸”,为作者提供“佐证”。
胡议员的做法,损害的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还对其他海外华人华侨同胞带来危害。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关于“中国渗透”的炒作“渐入佳境”,澳政府更扬言要修改反间谍法和政治献金法,其针对华人华侨的意图昭然若揭。而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澳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还与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锐实力”的捏造、杜撰互相呼应,沆瀣一气。在此背景下,胡煜明作为一名华人肆意给中国抹黑的做法,尤为不可接受。要知道,在澳华人华侨已有100多万,澳大利亚国内反华舆论越“热烈”,他们的生存环境就越艰难。
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人华侨在入籍所在国后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尊重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风俗文化等,同时也关注海外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中,就有专门便于海外华人入境的规定。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容忍少数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华人华侨,为了个人私利或换取政治资本,出卖自己的母国。这种做法,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理性上都令中国人无法接受。因此,凭什么胡议员刚刚“消费”了中国,还要幻想中国敞开大门欢迎他呢?中国政府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就连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就此事回应时也说,中国有权控制自己对外国人出入境的政策和程序。
作为胡煜明这样的海外华人,在所在国和母国都有长期生活经验,对两国政治文化、社会民情都有亲身体验,他们更应具有发挥正能量的意识,在两个国家的关系中发挥增信释疑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海外华人华侨利己利国的责任所在,这里的国,既是作为自己母国的中国,也是加入国籍的所在国。
对于热爱故乡的华人,中国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对那些数典忘祖的人,拒之门外也是理所应当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
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Njg5ODU3XzM3MV8xNTIxODIyMDAw?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536188611199500814

2018-03-20

我预计会受到种族主义者的攻击 – 但并非来自T. S(澳洲种族歧视专员的名字)

转自SMH2018-3-18

(备注)本文是《无声的入侵》的作者Clive Hamilton教授在2018-3-18的《悉尼晨锋报》上发表。

请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备受中共打压的异见人士行动出来,写信给相关媒体和相关人员表达我们中国人对此的态度,回击那些“种族歧视”的谬论,支持为我们争取自由空间而备受攻击和挤压的Clive Hamilton教授!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村。

(原文正文,Google翻译)

我预计会受到种族主义者的袭击 但并非来自T. S(澳洲种族歧视专员的名字)

作者: Clive Hamilton教授

在写我的书“沉默的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时,我预计共产党在北京的发言人会以种族主义和“反华”为由攻击我。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种族歧视专员Tim Soutphommasane这样的人在“时代”和“悉尼先驱晨报”上抨击那些批评。然而,他立即跳上印刷版,谴责我的书为“反华”,并回想起对“黄队”的恐惧。
在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时,我无法做更多的事来阻止这种批评。除了我自己的反种族歧视历史外,我还与很多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讨论过他们的经历。文本反映了他们的声音。
在书中,我一再强调中国党国与中国人民之间的重大区别,强烈批评党派系统地将两者混为一谈。此外,手稿是从封面读取的,由三位中国专家组成,他们拥有无可挑剔的证书,并且对反华种族主义高度敏感。
我的研究员Alex Joske本身就具有中国传统,这本书得到了澳大利亚着名汉学家约翰菲茨杰拉德教授的深刻认可,他与中澳社区有着深厚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Soutphommasane对我的书“重新抨击黄祸”的膝盖反动指责是对所有那些其观点和专业判断反映在书中的人的冒犯。
他抹煞这本书(我从未见过的樱桃采摘中最愤世嫉俗的练习)的目的是在不参与本书的论点或十万字积累的事实的情况下毒害读者的思想。
但是,对于像Soutphommasane这样的评论家的最终指责是在上周三发布的,当时有超过100名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涌入了NSW议会大厦的一个房间,由澳大利亚民主价值联盟组织并由绿党议员贾斯汀菲尔德主持。
事件的压倒性意义之一是感谢主流人士最终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并暴露出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日益受到干扰,而澳大利亚是他们的主要受害者。
Soutphommasane将这些中澳人士的观点驳斥为“方便地证实”他人的偏见。我认为,由于我们的种族歧视专员加入对这些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的沉默和边缘化是不可原谅的。
当我在书的发布中提到这一点时,就爆发了掌声。虽然我们的种族歧视专员不尊重这些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但他对我和我的书的攻击是“反恐”和“煽动反华偏见”,恰恰与中国使节和外交部在北京所做的一样。
我暂时不相信Soutphommasane正在接受北京的指示。但是,中国共产党就像它很聪明一样愤世嫉俗。它知道,指责澳大利亚的盎格鲁批评家种族主义影响了该国对其种族主义历史的持续焦虑,并直接向那些致力于纠正过去的错误并清除澳大利亚残酷的残余的机构和社会力量。
我不仅指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制度,还指左边的“身份政治”战士。对于后者,通过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来看待一切。
身份政治的动机是一种竞争性的虔诚,接近伪善。 “我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不是你。”我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我玩过这个游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这种虔诚的独一无二的技艺中诞生的。但有些人不会从中挣脱。
几年前,海伦·加纳写了一篇文章,反映了一些人对她的书“第一石”的歇斯底里反应,该书讲述了墨尔本大学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她批评她的批评者是“把握自己的价值观,坚持一个已经达成的政治立场”。
新南威尔士州绿党议员大卫·索布里奇最初同意为我的书举办这个活动,直到一些绿党成员对他发起了“促成种族主义”的猛烈攻击(北京巨魔在社交媒体上扩大了收费)。压力太大了,他取消了。
加纳写道:“人们对一本书的存在产生了原始的反应,如果他们同意读这本书的话,他们会在愤怒和恐惧的狭窄眩目之中读到它。”
中国共产党玩世不恭地模仿愤怒。当他们爬上他们的高耸的马匹时,积极分子对我书的存在作出了原始反应,这有助于掩饰该党在澳大利亚的干涉行动。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够听到那些赞扬沉默入侵的中国人 - 澳大利亚人作为他们斗争的突破口,并且问自己当他们谴责我和我的书是否为厌恶恐惧症时服侍谁。
克莱夫汉密尔顿是堪培拉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
(英文原文链接)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i-expected-to-be-attacked-as-racist-just-not-by-tim-soutphommasane-20180316-p4z4ob.html

(无声入侵:种族问题?)Silent Invasion: the question of race

(本文转自网络,Google翻译)

克莱夫汉密尔顿的新书“沉默的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些是必要的,包括这种深思熟虑的评论的内容;有些不是。当我在下个月与堪培拉的谈话中加入汉密尔顿时,我会讨论这两种情况。
无论如何,我怀疑任何人都会质疑作者勇于按照他看到的说话。他的出版商,斯皮卡彻名气的哈迪格兰特,也值得承认公开辩论的承诺。
作为一个受到公民自由主义左派的道德压力的声音,汉密尔顿抨击了对中国的担忧仅限于保守派或国家安全类型的懒惰神话:“中国威胁卷”,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有必要召唤新的麻烦如果恐怖主义不足以让他们担心,资助和忙碌)。
也就是说,直言不讳可能会破坏他的论点的吸引力或有效性,比如汉密尔顿在一个想象中的“中国俱乐部”中不公平地将澳大利亚最微妙和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声音与一些明显的中国助推器混为一谈。
但广义而言,汉密尔顿已经使澳大利亚成为一项长期服务。这本书的直率性在国际上响当当。许多国家都希望澳大利亚了解如何发现和遏制外国影响和干涉的秘密,腐败和胁迫形式。从美国到德国,法国到新加坡,日本到印度,加拿大和新西兰,许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上,以了解中国如何利用经济,社会和政治债券的利益来推动其利益,费用。
澳大利亚的故事包括令人吃惊的媒体对政治捐款等的揭露,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特别警告,政治争议以及强硬(有争议)的立法。现在审查转向汉密尔顿的书。
无声入侵对于许多有关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机构的完整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阐明了统战部门的动机和秘密方法。中国共产党这个机关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公开辩论中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所以这些阳光正在让我们到达某个地方。
关于汉密尔顿对政治,间谍活动,中国社区动态和学术联系等问题的不确定评估的公平性和平衡性有很多争论。许多特殊的研究和细节与有时草率的结论并存。在政治方面,尽管有影响力,但议会民主正在表现出对中国期望的抵制;例如,对引渡条约的突然拒绝。
汉密尔顿的工作以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由于科学研究合作将新的双重用途技术泄漏给中国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但是,首要责任在于大学,还是在和平与战略技术之间的界限较为简单的时候设计的资源配置薄弱的政府框架?
然而,对这本书最敏感的批评是关于种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喉舌部署了对种族主义的指控,以抹煞对外国政治干涉的合理关切。
尽管如此,任何有关仇外心理进入澳大利亚政策话语的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受到广泛尊重的种族歧视专员Tim Soutphommasane提出了一个突出警告。他承认,有关外国干涉的担忧需要被宣传,但警告任何会激起澳大利亚历史偏执和歧视的回声。
为此,Soutphommasane选择性地引用了本书的某些行,以及耸人听闻的标题“无声入侵”。他说,引起对中国政党的焦虑可能会变成对中国传统人士的敌意“是双重危险的。
我不喜欢想象Soutphommasane在这里说澳大利亚人无权感受或表达“对中国党国的焦虑”;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审查他们对外国国家干预的诚实担忧,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从道德上讲,这种做法会带来反感 - 从国家安全和凝聚力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会适得其反 - 会在特定的种族群体中埋下怀疑。但是,如果你全面阅读汉密尔顿的书,并且在全国性的辩论中,需要相当多的过滤和想象才能得出结论,他已经着手这样做。
在很多(大部分)脚注都很详细的文本中,汉密尔顿竭尽全力重申中国党国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即使这种关怀有时会被过分的断言,不充分的证据点所侵蚀,或者这本书的不必要的挑衅性标题。
但仅仅说汉密尔顿选择了错误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并不说明问题是不够的。他的批评者还需要清楚地了解是否以及如何表达可以接受的关注 - 如何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进行真正的辩论。
澳大利亚必须有一种方法来协调其对种族的适当敏感性,同时需要就国家安全,民主体制和多元文化完整性面临的新风险提供透明度和早期预警。这种风险不是中国澳大利亚人的风险,而是由外国势力和那些无论其种族或公民身份的个人选择将其利益放在澳大利亚的利益之上。
对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批评不是关于种族。澳大利亚多元化华人社区的声音在推动这种影响方面采取了最大胆的立场,并且在悉尼发布汉密尔顿书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证明了这一点。
在尊重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权利的前提下,需要解决外国干涉问题。需要避免出现种族偏见,否则,北京将开放新的影响模式,特别是在选举期间。整个问题必须由两党中心拥有和处理,否则我们只会听到极端的声音。
如果在这场辩论中存在种族歧视,那么澳大利亚就不应该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真正的种族双重标准是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政府应该允许一些澳大利亚人因其种族而受到比其他国家受到来自外国干涉和恐吓的保护的影响。

英文原文:

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

楊建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中共政府代表团三次打断试图阻止未得逞
《议报》记者 周宏 报道 2018320,日内瓦

今天下午3点,中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楊建利博士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以中共建政以来的人权纪录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严重人权倒退的事实挑战中共政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中国的资格。短短90秒钟的发言被中国政府代表团打断三次,每次中国政府代表团都强烈要求中止楊建利发言,会议主席都裁决给予楊建利继续发言的权利,使他得以完成预定的发言内容。
楊建利这次是以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顾问的身份发言的,联合国观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官方认定(accredited)的非政府组织,这样的组织有资格在人权理事会会议的每一项议题上安排一位代表发言,但是发言的时间以90秒钟为限。
楊建利发言三次被中国政府代表团打断的节点是:第一次当楊建利提出问题“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第二次当楊建利说到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废除国家元首任期制”,第三次是楊建利准备用开始的问题再次挑战中共政权代表中国的合法性时。(请参看录像前半段)
在该时段会议即将结束时,中国政府代表团要求发言对楊建利的发言进行回应,中国政府代表发言的大意是:有关反华分子假借非政府组织名义,出于反华政治图谋,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恶毒攻击,造谣污蔑,中方表示强烈反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人民完全拥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充分尊重并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敦促有关组织停止利用人权理事会的场合进行别有用心的的政治攻击。(请看录像后半段。)
楊建利今天下午刚到联合国大楼靠近人权理事会的会议大厅,就遭到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监视和偷拍录像,进入会议大厅后,又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其背后监视。联合国观察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和骚扰行为,并将中共代表团的行为举报给联合国大楼的安全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联络部门。

楊建利发言过程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应发言的视频链接

2 楊建利发言全文及英文译稿

主席先生:
我是中国公民楊建利,以联合国观察顾问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向各位提出一个问题: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
1949建政以来,中共政权长期宣扬阶级斗争,通过镇反、土改、工商改造、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打压民主党、迫害零八宪章等运动,直接造成数千万人口死亡。近年来,中共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废除国家元首任期制,使中国走回个人独裁,与此同时,大力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升级对言论的钳制、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打压,大肆拆毁教堂,在西藏、新疆、内蒙实施更高压的歧视政策,在北京等大城市驱逐所谓低端人口,一度因公民抗争而产生的逼仄自由空间几乎被压制殆尽。
时间不允许我一一列举发生在中国的人权侵害案件,我谨以开始的问题结束我的发言:一个完全蔑视世界人权宣言、违背联合国人权合约的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中国?
谢谢各位!

Dear Mr. Chairman:
My name is Yang Jianli and I am a Chinese citizen.
I am honored to take the floor on behalf of United Nations Watch.
I would like to first put forth a question for everyone: Does the PRC deserve a seat here?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49, the CCP regime government has long advocated the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ruthless crackdowns on anti-revolutionaries, land reform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forms,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the suppression of the Democracy Party of China, the crackdown on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and other campaigns and incidents, it has committed a vast number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directly causing the deaths of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ince 2012, the CCP regime has made vigorous efforts to generate personal worship, to abolish the country’s presidential term limit, and to transform China from a totalitarian state further into a personal dictatorship or even a personality cult. The narrow freedom that was once achieved through the struggle of civil society was again aggressively suppresse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CP regime has committed round after round of vic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st ideology, the intensifying of the censorship of online speech and the persecution of lawyers and petitioners, the heightened implementation of suppressive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in Tibet,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the wanton demolition of churches, and the expulsion of so-called low-end populations in big cities such as Beijing.
Unfortunately, time does not allow me to enumerate all the case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I want to close by asking the question again: Should the CCP regime, a regime that totally disregard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contravenes the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s, be eligible to represent China on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Thank you all.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文链接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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