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1

美专家:如果中共垮台 美国应如何应对

【阿波罗新闻网 2018-08-07 讯】默认

近日研究员彼特.马蒂斯(Peter Mattis)在知名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共崩溃我们准备好了吗?”的文章,认为中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美国需要现在就做好准备。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川普通过百变的攻防战略,让中共陷入困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超过预期,当局为保增长实施新一波借贷狂潮,导致货币越来越多、债务率越来越高、股市低迷,催生了长期的地产泡沫,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
从7月中旬开始,中南海政局风云突起,接连发生多起与习近平相关的事件,一直持续到其外访亚非五国归来。中美贸易战恐成中共分崩的导火索。
8月2日,彼特.马蒂斯撰文,将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在2015年发表的《中共已经踏入迟暮之年》的文章拿出来,重新阐述其质疑:“如果中共垮台,西方该怎么办?”
马蒂斯希望,在中共领导人再次向它的人民扣动扳机之前,美国采取行动,不让1989年大屠杀的悲剧重演。
马蒂斯引用奥斯林的说法,建议西方的外交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等,要走出中共的权力中心,跟“被边缘化”的中国民众建立关系。虽然中共的残局或许会维持好几年,但是西方应该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不管事件看起来多么纷乱,都是明智的作为。
文章列出六点建议:
一、确定中国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
文章表示,中共在66年的统治中,剥夺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并潜入任何有可能成为政治力量的群体中,如在中共的铁腕统治下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在中共欺凌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新生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等,华盛顿应该与这些群体建立联系。
二、开发、维护和更新中共官员(及其家属)的数据库,例如可以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电邮和电话联系信息。如果中共崩溃,紧张局势将促使许多人考虑个人和家庭,而不是党的利益。
文章表示,当生死攸关时,中共制度的凝聚力可能会动摇,因为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并试图确保一个逃生口。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对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作者建议华盛顿接触和培养中南海个别决策者、省级领导人和安全官员,他认为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数据库还要包括那些中共官员与美国官员及其他美国知名人士会面的记录,如此,华盛顿便可以知道哪些美国官员和中共官员有现成的关系,在情况需要的时候接触这些官员。
三、确定中国内部安全部队的能力,包括国内的情报能力和准军事能力(如武警)。作者认为这可以有助于了解动荡是否正在逼近临界点。
文章表示,大多数西方研究者以为,中共的安全部门会发挥作用,但其实它们保护政权的意向是不稳定的,因为军队跟中央政府的想法未必一致,军队里可能也有想要脱离中共的军官,需要了解这些情况并找到这些人。
四、了解针对大规模抗争时中共的运作方式。
文章表示,当发生大的动荡或群体事件时,中共会通过收买示威头目进行瓦解,或者在事态蔓延到其它地区之前,将其孤立。
作者认为美国决策者需要了解在解决这些危机时,中共的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方式,例如在不涉及中央领导层的情况下,跨省合作是否可能;谁将在不同层面做出决定等等。
五、如果北京掐断国际联系,美国政府需要找到一种与中国人民保持沟通的方式。如果美国无法找到能够躲避审查的互联网替代工具,那么最好是保留在紧急情况下向中国进行无线电广播的能力。
六、针对这种应急准备,需要专门的部门负责情报工作。如果目前的美国情报搜集和分析仪器,包括美国外交部门,不适合这些任务,那么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专业知识、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管理中国境内的政治危机。它需要决策者的直接参与。
文章表示,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华盛顿的立场,美国是会站在他们一边的。然而,当中国人民的不满将摧毁中共时,美国仅仅在口头上支持是不够的,至少从1989年全国范围的抗议来看,当另一场危机来临的时候,华盛顿若要对中国未来承担道义责任的话,行动比言语更有效。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楚天 来源:大纪元记者周慧心编译报导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原文:http://www.aboluowang.com/2018/0807/1154474.html

2018-07-21

许志永:远方的四年

许志永发表于 2018721 编辑 凌江峰

出狱一年了。朋友常问起那四年的生活。恍若隔世。其实,此世亦然。
那是一个夏日早晨。三个月来第一次走出家门。市公安局的车送我陪妻子去医院产检。目送她去上班。
回到小区,楼前有警车和很多神秘的陌生人。楼梯口,接到“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刑事传唤通知。数十人进屋搜查。
已经失去自由三个月了。412应邀赴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登机口被拦截。从此文保总队的人24小时守在楼道里,出门买菜都不行。
331,袁冬他们到西单呼吁官员财产公示。一个正常国家公民有言论自由。可这是中国。他们被捕了。
4月赵常青、丁家喜、孙含会等相继被捕。两天前宋泽失踪了。我把未写完的《自由中国》发给笑蜀,做好入狱准备。
该来的总会来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只是借口。
专制者真正在意的是新公民运动。“公民”徽章、头像,“自由、公义、爱”的核心价值,同一天20多个城市打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出现了政治反对派雏形。
5月以后有过三次“谈话”。小汤山附近农庄,自称北京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争论理念,劝我“认错”。意思很明确,投降就回家,不投降十年以上,不止一个罪名。
考虑到家人。我说可以停下工作,什么都不做。如果个别事情确实有错,可以认,我也常常反省。
错,怎么认?那得接受媒体采访。知道了,电视认罪,这是要我放弃使命。
这么多年,那么多人和我一起努力,突然转头说,我错了?这是人格问题。我珍视自由,热爱生活,但在毁灭人格和身陷囹圄之间,我只能选择后者。既然无路可退,该来的就来吧。
车一直开到北京市特警总队。第四次谈判。办公室坐下,前面谈话的两个人来了。谈谈?还是走法律程序?
你们都已经动手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僵持两三个小时。特警冲进来,驾上车,蒙上眼睛。
下车。听到飞机声,还以为又是一看,2009年夏天去过。
这里是大兴。三看的监舍准备好了。前一天专门组建的。屋里12个人,除了我剩下的都是涉嫌盗窃。第三看守所关押的四百多人绝大部分因盗窃,在公交车上偷手机。
我的代号716。这一天,2013716
所有人不得叫我名字。头板说,去年这里关押周滨同案也是叫代号。
广播里传来叫声,716716!我就当没听见。两天以后,改叫许志 永了。
几乎每天长时间提讯。关于新公民运动,公民聚餐,教育平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我谈理念,不避讳自己的行动。
涉及别人一个字不说。我回答,“不方便讲”。或者告诉书记员就记“沉默”。
教育平权“228请愿,传单卡片是我去复印店印的。他们反复问复印店在哪。我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把复印店怎样,最多恐吓一下。
我不愿无辜的人受到骚扰和惊吓。不谈有关别人的信息是原则。我拒绝回答。铁椅子上,从早到晚,僵持六天。他们只好放弃。
问,王功权给了公盟多少钱。我回答,不方便讲。他都讲了你还有啥不能说的?我一个字也不讲。
一个字也不讲。我的话绝不可以成为任何人被定罪的证言。
这也是一点法律常识。他把现金给我,只有我俩知道。这事实不等于法律上的事实。法律事实需要至少两个人证言相互印证。一个人说了也白说,不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想到各种酷刑。当生命也可以放下,也就无所谓了。
庆方出现在铁窗前,彼此会心地笑了。记忆中,是他在燕园讲座上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样子。北大法学院博士生他98级,我99级,我的学长。
他和胡育两位律师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看我。沟通信息,对于政治案辩护非常非常重要。我着号服带手铐的演讲视频,他们也传出去了。预审为此气急败坏。
后来党国提升了无赖的高度,政治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王全璋三年不准律师会见。他们说,这是依法。可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恶法?
政治辩护,律师发声非常重要。无论当事人准备坐牢,还是妥协换取自由,外界广泛关注都是有价值的。至少,人在里面更安全。只在专制的法庭里面说,跟没说差不多。
即使要妥协,是当事人的妥协,不是家属和律师的妥协。家属和律师能做的,就是发声,讲故事,讲一个理想主义者怎样追求民主自由,怎样坚守理想,服务社会。
律师每次会见对外表达,那几乎是外界唯一的信息源。专制者最怕良心的力量传播。如果律师面临太大压力,可以讲给家属,家属再讲给网友和媒体。
李蔚在隔壁,有时一声问候。提审时通道里偶尔能看见201的家喜,宁静沉思。放风有时听到“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呐喊,那应该是张宝成马新立他们。9月,知道功权也进来了。一天在通道里相遇。举起镣铐的双手,彼此抱拳。
我告诉庆方,转告其他各位,能出去的就尽量出去,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坐牢。
看守所里最开心的一天,是步话机里传来宋泽取保的消息。后来从别的狱友得知,他出去时一头长发,看守所的监规从不合作。
11月初,最灰暗的时刻。 这天开始问《人民的国家》,美好中国的宪法构想。
2011年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众多宪法学者每两周讨论一次,持续五个月的研究成果。中国向何处去?宪法共识,中华民族太需要了。
律师不能会见了。这是对一个法律人暗示颠覆罪名。监舍原来的一些照顾,比如晚上不值班,取消了。
开始夜审。晚上快睡着时,提审。一直到天亮。也许接下来,很多天不能睡觉,酷刑的一种。我说如果明天还这样,我将彻底不合作。
第二个夜晚,一句话不说,僵持到天亮。
这是个周末。回到监舍,躺在铺板上,电视的声音巨大。
疲惫,满世界的灰暗。开始一个罪名,五年以下,现在两个罪名,十年以上。生活,事业,根本的区别。
人生有很多苦。监狱,从来不是意外。2004年买房时,目的很明确,出狱时,有一个地方住。可是十年,当它成为现实,那么漫长啊。无限的痛苦和伤感。
突然灵感闪现,一个声音说,快乐体验。2009年,第一看守所,也曾有过豁然光明的时刻。
那些创造历史的时刻。
快乐体验生命的所有。我爬起来,用小砂石在208的墙上写下“快乐体验”。
没有纸和笔——这大概是针对我的规矩,也写了不少字了。731写下:“为自由、公义、爱,为众生幸福,为你的荣耀,主,我要在这世间活出你的样子。”
1215写下“漫漫自由路”。那天,曼德拉去世了。
一直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在引领我,驱使我。他总会在生命最灰暗的时刻闪现光明。他创造这世界。他是万物、生命、进化、人类、文明,一切终极的因。
第三个夜晚来了。气势汹汹。
刚出监舍就大叫“蹲下”,我一笑了之。嫌犯出门蹲下抱头是看守所的规矩。我从不合作。
提讯室里刚坐下,一个三十多岁的新面孔破口大骂。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人渣,畜生,败类……几乎所有侮辱的词都用尽了吧。一边走来走去,挥舞双臂,跺脚,用烟头猛砸,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好像马上要冲过来撕吃了我。
我双手铐在铁椅子上,安静地坐着。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吧,停了。安静下来。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问,表演完了么?
是真诚关心。这是谁,做了什么,为了谁?那些词怎么能,一个稍有点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能把那些词用在他身上?如果不是精神失常,除了表演还能怎么解释?
遥远的遥远的高处,看蔚蓝色星球之上,一个小小木偶摇来晃去声嘶力竭,挺可怜的。所以关心一下。
他一下子崩溃了。连说,唉,真对不起,我确实在表演,唉,这个活我真干不好!怎么安排我干这个活!
完全不顾旁边的同事,和幕后的眼睛了。后来我们聊了一会,他人民大学毕业的。他连连表示歉意,说不该骂我,自己真失败。
如果我有任何恐惧,或者被侮辱感,对方就赢了。什么办法有效,他们就会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于我,殴打只会提升灵性。在山东临沂,在青年宾馆黑监狱门口,野蛮暴力没有使我屈服。辱骂也没用。
后极权社会,意识形态丧失了。没有阶级仇恨。打人,只是一个饭碗,扮演一个角色。
历史长河中,我们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当超越尘世,在远方看地上的自己和世界,看人世间各自命定的角色,还有谁是可怕的呢?唯有慈悲。
准酷刑就这么结束了。
1215电视播出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想起Beyond《光辉岁月》。一个民族的救赎,需要多少人承担代价。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是后来者。很幸运了。
2014年到了。灯光明亮的监舍,大通铺上各自入梦。耳畔响起那些遥远的钟声。童年的原野,春风拂过麦浪。纽海文的绿地,十字架指向蓝天白云。未名湖南岸,世纪跨年夜的呐喊。悠远的钟声,漫过时光之河青春岁月。

准备庭审。
如果讲法律,我们当然无罪。推动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只是公共表达,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堵路,没有拦车,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控方的证人都是警察或保安,且无一出庭作证。没有任何一个普通市民是受害者。
党不讲法律,连程序也全然不顾。围绕并案与分案、证人出庭,律师激烈抗争。
新公民案显然是一个案件。我们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自由、公义、爱”的核心价值,共同推动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示。指控我们的行为一样,用的是同一套案卷材料,没有任何道理分开审理。
唯一的解释是当局为缩小案件影响力,以无赖的非法的手段强行分案。
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再合理不过。但法官完全拒绝。
完全不讲程序,庭审已经没有任何正义的可能。
对这种完全走过场的所谓“审判”,我们只能以不合作表达抗议。我和律师商定,以彻底的沉默应对。
122开庭。法院附近路口拉上了警戒线。那天很多朋友来到现场,还有很多朋友失去自由。谢谢你们!
张庆方和杨金柱两位律师简单说明必须沉默的理由,然后不再说话。无论法官怎么问,我们三个都保持沉默。
审判长叫嚷休庭。劝我说话。我懒得理会。
别的法官检察官都会私下说一句对不起,没办法,表达一下良心还在。只有他对我充满敌意。专制体制中这样的人也很少了。
再开庭,还是沉默。无论法官、检察官说什么问什么,一概不理。审判长气急败坏,宣布再次休庭,威胁我和两位律师。
基本程序正义被践踏,我们又怎能配合?
接下来的庭审没意思了。检察官提出一个个“证据”,法官问被告人,有无异议?无人理睬。问律师有无异议,沉默。
他们都是一伙的,自己表演去吧。一度我打起了瞌睡。
下午四点,终于结束了。我的最后陈词时间,审判长数次打断。最后被迫停止。
法庭上说什么不重要了,《为自由、公义、爱——法庭陈词》已经传播出去。
开庭那天她来了。女儿出生才九天。我跪下了。其实,我们这些信天命的人无所谓代价。代价是亲人承担的。一审四天后宣判。四年刑期不在意料之外。可是对于一个正在怀孕的妻子来说,还是太漫长了。
我们在上诉期最后一天提起上诉。不为改变结果,只为拉长战线,让更多人知道公民运动。
重大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但专制的法庭不是说理的地方。二审北京高院还是不开庭“审理”。他们害怕开庭。
宣判那天,我大声宣告:“荒诞判决阻挡不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共产专制的阴霾必将散去,自由、公义、爱的阳光必将普照中华!” 一边被法警架出法庭。

哪里都有欢乐。看守所最后度过一段悠闲的日子。打双升有了根本进步,知道记牌了。一轮下来输的喝凉水。一个十多岁就进少管所的年轻人,答应我出去开一家麻辣烫,我答应帮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427,早饭后年轻的看守向我道别。他家在丰台,也是被拆迁受害者,咨询过我法律问题。
第一站是天河监狱。旧称“南大楼”,中转站,以变态的严管著称,外地户籍犯人从这里被遣送到户籍地服刑。
听说过很多“南大楼”的故事,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印象。
监狱开始异常严酷,然后普通管理,最后三个月到出监队宽松管理。人不断有幸福感。同样的内容,顺序倒过来,人会受不了。
天河是监狱的起点,地狱的角色。新来的犯人,什么都没有。一个抽屉都没有。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能看书,不能午睡。每天看电视学习前,监区长大喊“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我必须抗争,为人权,也为自己以后的空间。
第一天因为在楼道里穿拖鞋,队长阻止,我说不服从。他大叫你敢写下来吗?拿纸来,我写上,不服从管理,签上名字。
这里有一个小图书室,是给留守的北京籍犯人看的。我去拿了一本书。队长要我送回去,我拒绝。他大喊班长,给他夺过来!我说谁要过来打架?班长是个瘦削的年轻人,北京地税局的,受贿罪,他很为难。书也就继续看了。
其实我知道,我抗争的力量,源自千千万万良心公民的关注。那是我的幸运,亦是民族的希望。和很多前辈相比,我是幸运的。
常常守望窗前。阳光下金色的苦菜花,闪闪不语的星星。布谷鸟彻夜呼唤,幸福,还有童年。
一个月的抗争结束了。530,通知我收拾东西。调到哪个监狱,副监区长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聊过监狱中的特权。他说,我可能会被送到燕城。通常犯人会到二监再过渡两个月,然后分到各监狱。我希望尽快稳定下来。
警车上了高速公路。两旁麦田微黄。这是我童年最喜欢的季节。白色的蘑菇,勤劳的蚂蚁,慌张的野兔一掠而过。那些遥远的时光。
车一直开到一座高墙电网的院子。看到“柳林监狱”,心说,我的龙场驿!
五百年后,我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远离尘世。

柳林监狱分七个监区,每个监区一百左右犯人,20多个警官。
我在的监区,指导员(一把手,后来改称监区长)人不错。他曾私下跟我说,人都是有良心的。在我们警官心中,犯人分三类,第一类是你,原因就不说了。第二类是职务犯,社会大环境就这样。第三类是普通刑事犯。
几天后,他说,图书室准备好了。我们到监狱图书馆搬来了两百多本书。《诗经》、《论语》、《传习录》等传统文化经典,还有《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
我最珍视的,唯一收藏三年的,是一本《联邦党人文集》。
16人住一间。抢劫、杀人、盗窃、贩毒、受贿等各种罪名的混住一起。一个小社会。本来心里狭隘的人多,聚在一起,生活环境恶劣,恶性循环。监狱里没有镜子。不准任何玻璃、竹签等可能伤人的东西存在,怕自伤自残。
起初一个月柳林的劳动是除草、翻地。把路两边的野草除掉,然后把土翻一遍又一遍。跟野草过不去,是监狱的变态之一,绝不允许任何自由生长的东西。
然后到大车间编椅子,给椅子架缠上塑料线。我不要积分减刑,劳动是象征性的,打扫点卫生,偶尔也编一个。
一个乐观的人,在哪里都是工作,那里也都有空间。我的工作是思考、写作。
一开始给我的规定是,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劳动。我扫完地,在车间一个角落读书、思考。
学习期两个月过去了,指导员和监区长(二把手,后来改称教导员)把我叫出来,说,监狱规定,车间里不能看书。
我说,看书是底线。如果不让看书,我将彻底不合作,你们就把我送集训队好了。
集训队是监狱中的监狱,开始一天24小时被铁链子拴到床上。送集训队通常有一个仪式,开大会,厉声宣布违纪,警察高高架起胳膊,把头按到最低,匆匆押上车。文革批斗的架势。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无所谓,正好闭关修行。
指导员只好说,那就一次只能带一本书。几个月后在车间里看书时被督查发现了。监区长说,长点眼色。我说,我看书是公开的,绝不回避任何人。
窗外,黄昏。远处高铁飞驰而过。它连起了城市和生活。
巨大的白鸟翩然落入柳林。北方海岸就在不远处。很多年前遥远的大西北,听一个姐姐讲她的故事,冬天北方海岸的阴云寒风。1989年夏,流浪少年第一次来看大海,阴郁天空下,几艘大船,几只海鸥。一直陪她到深夜,头枕一本地图册,海风中睡着了。那是塘沽的海岸,就在不远处。

柳林待了不到5个月。深秋的1022,全体转监到垦华监狱。
垦华距柳林大约十公里。这一带有好几个监狱。这个叫茶淀的地方是北京在天津的一块飞地,据说周恩来选定这片荒野,用来关押国民党战犯。
垦华。名字就像我的故乡,民权。
垦华是新建的,不大,大概能容纳一千多人,实际关押六七百人。十个人住一间。绿化不如柳林。柳林有沙果林、枣树林、玉米地,到处是多年生的柳树。垦华道路两旁两排小树。空地上是大片的三叶草。
伙食最大的问题是单调。
单看一个星期的食谱,还不错,早晚咸菜馒头,中午炒菜,周一白菜,周二茄子,周三土豆片……每周有两顿菜里有点肉,两顿米饭。但是一年到头就这一二十种菜,别的从来见不到。
每月可以填写订单采买,猪头肉、咸鸭蛋、水果等,但种类一年到头就那些。水果从来只有两种,苹果和橘子。其他无数种水果几年都没见过。能背着队长在地里拔一棵葱或萝卜,是莫大的奢侈。
所以一个桃子、一个香蕉可以作为劳动竞赛奖励。这群见过世面的人。
若夏日傍晚,与好友两三人,大排档几碟小菜,几瓶啤酒,该是多么奢侈的幸福啊。
这里没有生活。只剩诗,和远方了。
快乐的时光是捡石子的时候。这个豆腐渣工程,到处是建筑垃圾,所以到楼下草地上捡石子成了经常的劳动。
三叶草里有丰富的生活。潮虫安静等待,小灰蜘蛛拼命奔跑,螳螂举起砍刀。还有蚂蚁们忙碌着。
这是它们的家园。它们从不知道高墙电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它们是自由的。
我们的空间比蚂蚁们大很多,却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
人类呢?没有翅膀可以飞翔,没有腮鳍可以游泳,在这尘埃般的星球上生生灭灭。曾经像这些蚂蚁一样,没有觉得是痛苦。习惯的,恒常的,再深重的,也都不是苦。
自由、痛苦、幸福,世间的一切,都因比较而生。所以上天创造地狱般的尘世。
完美世界,快乐体验,是生命的意义。我的龙场驿。
有整块的时间思考。真正安静的思考。在外面,即使关了手机,心,仍然放不下。可是这里,想也没用,外面的责任免除了,可以真正静下心来。
连续几天思考狭义相对论,连续几天思考时间是什么。我要知道这世界的真相,时间、空间、能量、质量、物质、生命、人类……。
其实准确说是感悟,安静等待,上天的启示。所有的灵光闪念都来自神,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自那终极的精神家园。
文明进步,是在更高处认识自然,认识自己,认识神。
三百年来,认识自然,科学,迈出一大步,另一只脚,认知神,宗教,仍停在原地。
人是仰望星空的动物。总会追问生命的前生和来世,关心生命的意义,总在渴慕灵魂的皈依。
而过去的道路陈旧了。这是新文明时代。
我是幸运的。接收到那么多新知识。知道了世界的真相。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小心写出来,保存好。感恩上天,这神圣的使命。
我还有很多时间,思念。想你的时候,凝望窗外海棠花开,荒野绿意,又一个春天。想你时我走在队列里。仰望天空北飞的鸭群,它们要去远方筑巢。想你的时候,我轻轻摘下一片四叶草,想送你作生日礼物。想把生命中最好的,都给你。想你的时候,嘈杂车间一个小小角落,我在关心人类命运。这命定的修行之地,你总是一次次打扰到我,给我生活、幸福和盼望。
室友田树东做了腰间盘手术。他帮朋友讨债,抢劫罪,13年。曾和赵连海,结石宝宝的父亲,住一个监舍。
我和赖怀超、吴敏,还有几位,每天用担架抬着田去车间,下班抬回来。他俩都是职务犯。吴敏本科南京大学物理系,我常常找他探讨物理问题。
这个监区大约40%职务犯,有过六个正局级,高智商,可以一起探讨哲学。每个月会有新人,也会有人离开。有人离开时,所有人都会感到一点阳光。
最后半年我们监舍八个人,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三个本科。几位职务犯,一个杀人犯,一个抢劫犯。其中老李住我下铺,国企总经理,贪污受贿20年,已经9年了,还剩9年,只减了两年,新政策来了,职务犯减刑停了,他患上了带状疱疹。
田树东在车间里躺在担架上。有一天教导员看见了,大叫,起来!我忍了再忍。有一天他让四个犯人高抬胳膊折磨一个精神病人,我也是忍了再忍。因为有重要的工作还没完成。
20166月,一场大暴雨之后,夜晚通道里呕吐声此起彼伏。我也肚子疼,属于轻微的。我粗略统计,40人上吐下泻,发烧,有肚子疼等症状的达到80%。整个监狱,估计超过四百人集体食物中毒。我们排除了各种可能,结论是很可能饮用水出了问题。几天后大会上,副监狱长说到此次事故,轻描淡写,要大家注意个人卫生。这里才是真正的敢怒不敢言。
这命定的修行之地。常常想,人性是什么?想起了看守所的那场争论。
室友们激烈争论可不可以偷医院。他们主要在地铁里偷手机,一个黄金周大概会有五到八万元的收入。有的主要偷商场。还有的偷医院里的病人。
两个认同。其中“头板”说,小偷?就是个行当,自古就有。“不管白猫黑猫,弄到钱就是好猫”。他十多岁混北京,三十年过去了,在北京买了房结了婚。一部饱含血泪的个人奋斗史。还有后来成为头板的八零后,说,偷什么不是偷?
四个人觉得说不清,不支持也不反对。
四个人坚决反对。其中就有小安阳。他21岁,9岁被骗跟着老大混上海。无数次被老大血腥殴打。说起来至今心有余悸。这是第四次栽了,前面两次都是判了一年。他们被判刑大都一年以内,因为能抓住的证据通常就是一部手机或几百块钱。
他说,怎么能偷病人的钱?打死我也不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价值观支撑。“这社会就这样”是很多犯罪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那场争论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常常想,什么是恶?
人的精神世界,生活着丰富的物种,思想、主义。它们争相诱惑、支配“我”。“我”常常在各种诱惑间挣扎。
抢劫、盗窃、强奸,那一刻一个物种超越了正常人的理性,支配了那个“我”。或者,他们欠缺正常人的理性。人本自我。某种价值观支配下成为自私、贪婪。
人性本善。不会为恶的目的做事。作恶,是受某个物种支配。坏人,其实是病人。所以文明的刑罚,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救赎。新文明没有仇恨,无论历史多么悲伤。
人都是有良心的。所以我总是那么乐观。相信人性。相信良心的力量。即使黎明之前,我们的灵魂深处依然阳光明媚。我们被恩典的力量无比强大,改造国民性,创造历史。

2017年春节。这里的最后一个新年。每逢佳节。监舍里挂上气球、彩带,淡淡忧郁中度过欢乐的节日。七天假,三天半教育、升旗等,剩下的可以打牌、下棋、看电视。大家最关心的,是伙食改善,每天两顿炒菜,有肉,初一和初五,两顿饺子。
漫长的时间被节日分割开来。冬天和春天好过。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端午节,一个一个的盼望。夏天最难过,很长时间没有节日,酷热,烦躁。每年夏季三个月的主题是“平安度夏”。
外面繁华世界,有时落叶飘在头上才想起秋天。而这里,窄小的窗口,透过粗大的窗棱,你能清晰看见,时光的河流,缓缓流过。海棠花开了,结果了,叶落了,下雪了。海棠花开了。
想起1987年元旦,煤油灯下书声朗朗,窗外大雪簌簌落下。少年在日记本上写下一生的梦想。三十年了。
这漫长的路。通往自由的中国,美好的中国。
我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是理念有变。只是之前一直对人抱有幻想,不是相信谁,是自己被生活诱惑,不想肩负起这古老的民族。看了三年新闻联播之后,一个声音说,别再逃避了,你的天命。
在哪里都是工作。在哪里都是修行。忙碌了三年,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手写20多万字,抄两遍。直到临出狱两个月才完成使命。长长舒了一口气。
把《联邦党人文集》再认真研读一遍,交回图书室。又读了《圣经》、《古兰经》和一些佛教、道教著作。思考公民运动,政治文明转型,我的美好中国。
塞北,江南,昆仑,东海。五千年日出东方。辽阔的美丽的沧桑的土地。我是你的孩子,中国,苦难忧患属于我,光荣骄傲属于我。
诚实公道善良的民族,托起新文明。完美世界,荣耀昊天。自由、公义、爱,美好中国。自由,公义,爱,美好中国。
2017715零点整,监区长热情地叫醒我,快走快走,回家。我说,笔记本呢?之前交给他们审查。到门口再说。我还是上当了,出了大门,要我的九个笔记本,不给,连个收条也不打。僵持近两小时,算了。很多朋友在等我,有的越过重重障碍到了监狱附近。谢谢你们!
我回来了,中国。

公民 许志永2018.7  

中国公民运动网首发


2018-06-03

悉尼华人纪念天安门事件29周年活动掠影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至今已29年。多年来,在澳华人坚持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六四集会,悼念事件中的亡魂,谴责中共独裁政权血腥镇压民主运动,让更多的澳洲人了解中共的罪行。
今年纪念六四活动的主题是:“缅怀六四英烈, 抵制红色渗透”。
我们生活在悉尼的华人,不仅要拒绝遗忘,纪念六四,缅怀当年为中国民主而逝去的英烈们, 更要挺身而出拒绝中共的红色渗透,守护我们澳洲民主自由价值观。

(感谢wudoudou等人拍摄和转发以下的照片和视频!有些视频可能网络问题而无法显示,尚在修复之中)

63上午10:00在艾士菲联合教会礼拜纪念六四事件,并在民主女神像前举行悼念仪式。




63下午1:305:00在唐人街Dixon St举行【悼念六四英灵,拒绝红色渗透】和平集会。






















64日(明天)晚上6:308:30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前举行烛光悼念。





















联系电邮:sn4dc.sydney@gmail.com
电话:0411 369 661

——悉尼民主平台宣

(转自网络)

2018-05-31

枪声击碎我的梦(当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枪声击碎我的梦(当年南高联“北上”随感)
作者:桃李不言
   
     (作者手札: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多年,陆陆续续的修改,对一些记不清的细节,努力去回忆,包括当事人的姓名,希望尽可能不出差错。真实再现那段令我永生难忘的“北上”时光。一直也没有勇气发表。今年,当我再次看到香港纪念六四23周年的盛大场景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绪起伏,就让我再冲动一回吧,今晚把这篇随感发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能读懂我此刻的心情……。) (博讯 boxun.com)  
   
    23年了,每当想起哪个夏夜,我就会沉默下来……
    多年来,每年的6月都是我最忙的季节,期末考试,毕业考试都在这个月,但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在64号前一个夜晚,换上一袭黑衣,拿出学生们送给我的蜡烛,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窗前,默默地点燃。点点烛光,移送着我的目光,送给了那个深夜,那个被枪声击碎的梦一般的黑夜……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花开争艳的南师大校园里度过的。南京,这个沉积了几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国故都,虎踞龙盘。给我们的大学时光,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就在我们憧憬着毕业后美好的人生的哪个春天,1989年,一个噩耗传来,胡耀邦总书记逝世了。起初,我也没有太多悲伤,看到同学们纷纷上街去鼓楼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是和几个姐妹安心的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着考试的功课。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很快被学校每天早上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打破了,同学们基本都去了鼓楼广场,我也就随大流,跟着去逛了几天,总感觉到,学生们的组织太杂乱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讲的同学,有的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但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不是在个人秀,他们是在为反腐和爱国,表达着他们自由的心愿。
    随后我就在鼓楼广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她叫赵敏,是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英语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学姐,我和她聊的蛮多。她给我的印象十分优雅,是她使我改变了我一直错误的认为,到广场来参加学潮的,都是学习不用功,好出风头的同学的印象。后来学潮结束,学校专门组织我们收看的所谓“北京市平定暴乱”的电视片上,我惊讶的发现,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举行婚礼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这位我的学姐赵敏和南大的男生李录。(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流亡去了美国)
    到了绝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继续坐在图书馆读我的圣贤书了。经常被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给广场上的同学们送水,看到男同学烈日炎炎下,头上裹着白色的布条,晒的快虚脱的样子,不吃饭,有的还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劝他们:你们怎么样都得喝点水吧,你们绝食又不用绝水的。他们居然很有心情的反过来调侃我们说:你们女生一起来陪我们绝食,我们就开始喝水。
    就这样,我们宿舍开始出现第一个被男生拉去参加绝食的,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轮到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的时候,好像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待在鼓楼广场上了。这时候,应该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加入了这次学潮了吧。
    待在广场上的几天,我才开始认真关注和思考这次学潮的内涵和意义。当然我也开始关注学生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们。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男生了,说好听点,叫大男孩。说的不好,我看他们稚气的样子,更像高中生。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学生领导人是南大的学生,戴副眼镜,头发有点卷曲,个头很高, 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刘庆,我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有点像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那种文弱书生型的革命家。听他在广场上讲话,我基本记不住内容,倒是他的紧握拳头的动作,给我感觉好像比他的语言更有力。第二个见过的学生领导人,是北京520号宣布首都戒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鼓楼广场找我们宿舍同学拿钥匙,经过鼓楼广播站的时候,哪个大喇叭里面传来了南高联的一个通知,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站在那里发言,我们南师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同学在旁边,他们告诉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联的主席,叫陈学东。可能是学自然科学的缘故,我觉得陈同学尽管嗓音非常沙哑,但话语表达不仅十分流畅,而且语言很严谨。只是我觉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时不时的打哈欠,我也非常理解,他们都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游行,食堂门口天天有人演讲,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已经显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烧的日子是发生在5月底。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在529号那天,我们宿舍的女生从广场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参加“北上”,她们异常激动,说是刚刚在南大听了演讲回来,马上全市高校都要参加“北上”,并且对那个“北上”发起者的演讲水平夸赞的不得了,连说:高大,帅气,口若悬河。我急忙问道:什么“北上”?她们一脸自豪的告诉我,就是行军,从南京走到北京。我当时想,发疯了,还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时候,军训搞野营拉练,才走几公里,脚上哪个同学没有打水泡啊。我们宿舍里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很多同学觉得“北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联络各大城市一起进京互动,又可以千军万马进军,给李鹏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早日和学生对话,认可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我们学生的组织,帮助国家消除腐败。也有的同学认为,那么多人行军,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学生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车去。我没有发表什么态度,但是说句真话,一个多月来泡广场,不是喊口号,就是游行,静坐,政府一点动静也没有,绝食除了伤害了同学们自己的身体外,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好好上课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学对那个领导人一再的夸赞,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晚上和她们去南大看看。
    530号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者吴建民,初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点好感也没有。因为和一个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个外交家,我去听过他的讲座的。说句真话,对他很反胃,满嘴的仁义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当这个名字和站在台上的演讲者对上号的时候,我还是努力把他和那个外交家做了区分。那天,吴建民正在号召南京市各校组织队伍参加北上,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的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但说他长的阳光,就绝对不算夸张。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哪个略带嘶哑的声音经常会回响在我耳边,“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急忙打听他是南大哪个系的,怎么我们南师大就没有这样好口才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哪里的,只听说他是南高联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学,被录取在东南大学六系,学电子工程的。当晚她来我们宿舍找我,问我去不去“北上”,她们学校根本就没有组织去。我正犹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们俩就行动起来了,531号,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马上开始的行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和琳娜又是买手电,又是备药品,鼓鼓囊囊的准备了两个大包加两个小包,现在想想,要不是当时男生们来帮我们拿行李,这个“北上”我们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从心的。
    我记得是61号,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哪个节日,恰恰是北上出发的日子。我们南师大去了很多同学,我和琳娜赶到鼓楼广场上的时候,已经迟了,就看见迎风飘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进行着出征指挥大旗的交接仪式,一面白底红字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盼回还”的大旗,正由北高联的代表在和南高联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在交接,随后就是指挥部吴建民发表讲话,周围环境太吵,我唯一听清的就是他发出的出发号令。队伍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开始了缓缓的移动。等到我们跟着队伍走过长江大桥时,我已经觉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担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吗?
    一路走,一路有我们南师大的同学,她们都是北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分发宣传单,要求我们进入安徽以后,要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我只认识她们中间有我们学校体育系的季选平。看见她们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拿着那么重的宣传品,男生们还背着油印机,而我的行李,都是我们学校的男生帮我背着,连小包他们男生都帮我们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问问指挥部,我能帮助做点什么。
    北上的队伍,有三个总指挥,刘庆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中间就是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那个红底黄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的大旗就在我们师大前排。秘书处有好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姓郭,她说她是孝陵卫那里的华东工学院的。秘书处的负责人,就是帮助吴建民拿资料包的戴眼镜的短头发女生,也是她们华工的同学,姓唐,非常恪尽职守的一个人,经常是满脸汗水,脸上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因为手上始终要紧紧攥住吴建民的资料包。看得出来,吴同学对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图册、会议记录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尔开她的玩笑,叫她一秘。和唐同学边走边交谈,才得知,吴同学不是南大的学生,是江苏省一个什么管理学院,反正不大知名的学校的学生。难怪领导那么大的成千上万人的学生团队,南大的同学不信任他呢。那时候南高联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学生,外校是没有参与权的。唐同学告诉我,中午开会的时候,南大参谋部的同学还赶过来和他争吵的。后来是南高联的一个姓黄的常委同学,确认了吴同学的学生身份后,这样的争议才归于平息。我当时觉得南大的同学十分无聊,到了“北上”已经出发的今天,还在争执吴建民是不是学生身份有意义吗?不要说,他们学校一路跟着来的校车,他们学校的领导数次向他喊话,要他立即回校,足以证明他学生身份。即使他不是学生,能发起“南高联”这么重要的一场“北上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说明了他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吗?难道除了学生,别的身份的人,随便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没有权利参加民主运动了吗?
    说句实话,我十分佩服吴同学的能力的,他不仅说服了南大刁难他的同学,而且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里面。在“北上”的队伍里面,各校也都非常服从他的指挥的。可能是前面一个多月的学潮期间,南大太专权了吧,各校对南大都有些情绪,尤其是河海和我们师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学商量的,都是来问吴建民。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马上就开始执行。
    行军的路上我有了和吴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有几次我话已经涌到嘴边,但心跳的扑扑的,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的勇气。他是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从他的眉宇间,我始终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讲的风格和现场的指挥若定,使我直觉他的年龄应该比我们大很多。后来唐同学给我看了他的学生证,才得知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很多同学在找他,他也显得十分的忙碌,要么是前面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来问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医疗队的同学过来,提出要求让一部分走不动的女生先上救护车。北上的时候,我们一路走,学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车,还有120救护车跟随我们的。我也多次想过上救护车,实在是没有好意思开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军的路上是很热的,队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今天要从江苏省走进安徽省。因为早上出发后,就听说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务必把我们“北上”的队伍拦在江苏。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锁线,快速走到一个叫乌衣的安徽小镇。
    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这个下午发生了。一辆政府派来的车子,突然停在我们身边,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身材高大的壮汉,把吴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车,我完全愣在哪里,一时晕了,就听见秘书处的小唐她们几个女生尖叫着,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也涌到了车头前,不知是谁拉了我一把,我们几个女生就倒在这个越野车的前面,谁知这个车子向后倒了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开走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爬起身的时候,总指挥已经被绑架走了。一时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魏曙明和周瑞兰同学很快来告诉我们,继续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挥部会有决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书处的同学一直走到了当日天黑,终于到达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里非常茫然,我看见指挥部的刘庆和还有一个戴着红色指挥总部袖标的南邮的领队同学,很疲倦,也很沮丧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阶哪里,手持矿泉水,边喝边讨论,不少学校的领队同学围在哪里询问,下一步的动向,他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求连夜进入安徽,也有人说,就地宿营。群龙无首的哪个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过,我们是不是会选择乘学校的车子回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担心指挥部的吴建民,不知道政府带走他,会把他怎么样?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学们都来喊着赶紧吃早饭。要出发前,我看到了南高联的主席陈学东,他正在和刘庆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学生领导人说过话的,就是这位主席陈同学,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来带领我们“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带领你们“北上”,我坐镇南高联总部。大家别担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关领导谈判,我马上也要回学校,我们南大韩星臣书记也在等我,我相信建民很快会回到“北上”队伍里面来的。我回学校就会和他通电话的。
    就这样,我们再次行军上路。听说前面的有的学校的队伍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队伍十分的乱,尤其是同学们的心里应该和我一样,不知道继续走下去是什么结果。沿途跟随的学校的校车上,老师们不断的向我们喊话,要我们上车跟他们回校,我们都在坚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学,会上120救护车,很少有同学上校车回去的。我们师大队伍仍然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还是跟着指挥部秘书处的几个女同学。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超过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车门一开,前方同学一片欢腾,我急忙向前紧赶,突然看到了吴建民,英姿飒爽地站在哪里,和秘书处的同学在说话呢。我好激动哦,等我挤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和骑着自行车来的先遣队的同学,到队伍前方去了。
    当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滁州师专的时候,队伍处于休整状态,指挥部要求第二天出发。那天整个滁州师专里面一片喜气洋洋,滁州的同学,包括市民都来支持我们,送水,送食品,药品,各校的准备工作也都非常有秩序。我们更换了粉红色的“民主长征”的新袖标,听说是出发时候发的黄色袖标,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进了队伍。所以指挥部就决定更换了预先准备好的粉红色的新袖标。哪天我有点发烧了,滁州师专的同学找来了校医,还带我和琳娜去洗了热水澡,吃了药以后,头还是一直晕晕的,幸亏琳娜是运动健将,身体比我结实,一直照顾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复了精神。那天在滁州师专,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心里踏实,就觉得吴建民像是定海神针,他回到队伍上来了,我们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面溜达,看到吴同学他们指挥部几个人在各个校区的队伍那里检查,他们走到我们这里时,琳娜和吴同学开玩笑:总指挥同学,你怎么不到我们南师大的队伍里面去看看啊,我们有很多女生想和你们谈谈民主理想呢。吴停下了脚步对琳娜说:你不是东大的嘛,你什么时候变南师大的了?琳娜一下子脸就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大的?吴转头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园经常看见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红都是学生会的吗?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应了过来,脱口而说:刘晓红怎么没有来陪你北上?吴同学带着其他人员转身离去了,就听到他远远的飘过来一句:她反对我“北上”。
    琳娜这时候才和我具体介绍起来,她其实和这个吴同学不算陌生。吴同学和东南大学二系北京籍学生蔡海红是亲戚,琳娜和蔡海红都在学生会工作,也很熟。二系因为是机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东大85级学生里面有两个来自苏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样喜欢运动的健将,一个叫吴美娟,一个叫刘晓红,琳娜和他们都熟悉,而和蔡海红同宿舍的刘晓红,就是吴同学的女友。沙塘园是东大的学生宿舍区。听了琳娜的介绍,我就有一种直觉,吴同学应该是那种有故事的男人。
    64号哪天,我们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学从南京乘校车赶来,劝我们回去,告诉我们北京戒严部队已经强行进场,并且开枪,有人被打死了。我们将信将疑,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部队干部,她母亲也随校车来到了现场,不由分说把她拉上车,就这样琳娜和我,还有我们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来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矛盾,难道我们的北上,我们的民主梦想,就这么结束了吗?
    是的,就这样结束了。六四,哪个23年前的六四,无情的击碎了我的民主梦想。
    回到学校后,校园内开始了空校运动,我们全部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面,学校不准留人。毕业班也是九月份开学再返校考试,延迟毕业典礼。暑假里面,当我在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对陈学东、吴建民、刘庆还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学潮负责人的通缉令,审查令的时候,我知道,秋后算账开始了。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袁木所说的绝不秋后算账,绝不追究任何学生责任的鬼话,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毕业后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但我一直很挂念南高联的几位学生领导人,看到北高联的很多学潮领导人都到达了美国,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南京的学生领袖们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能逃脱处罚的。
    十分遗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全部被抓了。美国搞的营救中国学生的计划,只是针对北京的学生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政治空气很紧张,根本不敢打听,也没有人会主动谈起自己在校期间,参与过学潮。在南京,“北上”两个字就更不敢提了。我心中的那扇窗,也从此关闭的紧紧的,只有在每年的六四前夜,我独自面对烛光时,尘封的记忆才能有片刻舒展。
    23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学友可安好?那些被关押的几位领导人是不是早已都恢复了自由?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很艰难?这一切都无人回答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每年的六四的这个日子里,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一样回忆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民主北上”。也更希望他们能看见这篇凝聚着我多少泪水的纪念文章。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一天,我和他们再聚首,能让我好好的哭一场!
   
    2012.6.19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