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4

杜导斌:没有政治权利,休谈生存和发展权利



杨改兰一家六口为什么会死?一个直接诱因就是低保被取消。她家的低保为什么会被取消?因为是否给予低保的权力掌握在村支书们手里,她家没有决定权。杨改兰一家的悲惨结局,正是没有政治权利就严重影响生存权利的典型例证。
钱云会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惨?因为他不断抗议违法征地。为什么他会抗议违法征地?因为浙能发电厂征用寨桥村的土地一直不作赔偿。为什么浙能发电厂能在不对村民 作出赔偿的情况下完成征地?因为该厂得到地方政府的合作或默许,因为该厂间接掌握了征地的政治权力。掌握有征地政治权力的浙能发电厂于是就既剥夺了钱云会 的生存权,也剥夺了寨桥村村民的发展权。
官员及其官二代为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有权就有一切,于是想做官就做官,可以一年两年连升若干级;想发财就发财,像周永康儿子那样一两桩生意就家财数十亿数百亿;想出名就出名;想出国就出国……
富豪及其富二代为什么那么快就能拥有巨额财富?因为他们通过依傍权贵,掌握了远比普通平民大得多的商业机会,可以顺利获取别人拿不到的工程和地皮,可以高价向政府和国企出售产品或服务,可以偷税逃税不被追究……
中石油、电信、联通、各国营银行、各收费公路……,这些几乎全由权贵或其附庸把持的垄断行业为什么那么来钱?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掌握了法律政策的制定权、执行权,可以顺利地让法律政策偏向于它们,可以掐死竞争对手,可以任意抬高价格,可以廉价获得资源。
为什么会出现“部门政府”?为什么很多党政机关富得流油?为什么党政机关成为贪污腐化的重灾区?因为这些部门掌握有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政策的权力,可以国家的名义向民众收取各种各样的税费和杂费。
……
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极其严重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顶层的1%的人口能掌握一半左右的国民财富,而占20%的底层民众所得却只有1% 因为顶层掌握有几乎无所不能的且不受制衡的巨大政治权力,而底层除了任人宰割,没有任何掌握和扩大自己发展机会的制度性保障,甚至连防止自身尊严和权益免 受歧视忽视的发言平台或利益代言人都没有,因为顶层与底层是在一个极端不公平的平台上竞争。在这个平台上,裁判永远由顶层派出,而裁判作出的裁决永远是顶 层有理当赢,民众含冤受屈也只能忍气吞声。
看到多维网上又在卖弄“优先保障生存和发展权”,气就不打一处来。没有政治权力,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就成为顶层权贵集团的恩赐。他们可以赐予,也可以随时随 地收回,并且一向是赐予仅限于作秀性的一点点,掠夺却是经常性的很多。顶层权贵集团将永远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永远奖励自身的支持者。这些奖励,并非天 上掉下来的馅饼,只能是取之于底层。这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工资长期高于社会一般行业的原因,也是军官年入数十万而七十岁农民每月只施舍70元左右的原因,因为公务员和军官对于执政集团维护执政地位与特权利益至关重要,农民则无关紧要。
中国大陆当前几乎所有问题的总根源,都在政治权力配置严重失衡。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及高官垄断了接近于无限的权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政策让一切权力 归党所有,而不归还给人民,可以顺利地把自身偏爱和特权转变成国家权力。党的支持者则通过“傍官”在国民财富蛋糕上贪婪地切下自己所要的那块。执政党的地 方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则垄断了很少受到约束的地方权力和社会权力,可以对无权的普通民众给予施舍,也可以予取予求任意剥夺。这不仅制造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制度性糜烂性腐败,而且制造了亘古未有的环境污染和道德溃败,市长省长身家上亿之类的新闻早就不是新闻,坐奔驰的拿低保,当局长的拥有十余套廉租房,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党员的政治权力又高于非党公民。
1949 后大陆的公民事实上分为二等,相应的,宪法也分为两部。一等公民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重叠。党员被宣传为先进分子,政治地位显著高于非党员。事实上,在掠取权 力、地位、金钱、名誉、异性和高端享受方面,他们确实是世界最先进的。党员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实际上,只有中共党员才是真正的公民,享有结社权 和高一级的尊严和荣誉,拥有相当于当年罗马公民类似的政治权力,党员会被掌权者当自己人看待,“捡在篮子里”,在基层会议上可拍板或可提意见,有时对领导 还有一张投票权,有权依据党章向上面反映情况,可以获得上级官员更多的支持与庇护,可以抢先一步知道政治经济政策风向,中共党员犯轻罪,通常通过纪律处分 解决,不必坐牢,即使犯重罪,一张党票也可抵若干年刑期。党员身份的特殊性,能让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都可享有巨大特权,能让家家户户都有丈母娘,能神不知鬼 不觉地贪污数千万,甚至能决定少数村民的生死荣辱。
非党员则是二等公民,他们有一部宪法,只是这部宪法仅限于宣示,60 年中一直体现在纸面上,实则没有宪法保护,其人权经常受到《刑法》等各种各样苛刻法律法规的侵犯和剥夺,实际政治地位相当于没有结社和投票等公民权的外邦 人,也没有言论、集会、新闻、出版、游行示威权,最多只能列席而不配参加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决策性会议,终身必须服从中共中央及中共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各 种各样的命令,终身盼望清官,但即使遇到的是贪官污吏,也只能默认或屈从。任何反抗、反对、不满,都可能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非党公民实际上丧失了政治权 力,因而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基本上也是个笑话。一个普遍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党的领导干部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哪天不高兴,说你是敌人,你就是被专政的 对象。一旦沦为专政对象,就只有被消灭或被监视受欺辱的份,还有什么生存权和发展权可言?还有一个更普遍更典型的例子是,一旦政治身份是非党员,社会身份 又是工人或农民,同时也没有党员干部的亲戚可以攀附,政治上就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甚至几代人都只能是愚民、屁民、蚁民、刁民,在最底层挣扎求生, 翻不了身。
对于非党员,即使获得了发展,成为企业主人,或者进入中产阶级,也不一定能保住奋斗的成果,就如同农民的责任田可能随时被党和政府收走,企业也随时可能被公 检法或纪委罚没,而掠夺中产阶级的手段更多,股市、楼市黑幕可能让一个中产立马回到赤贫,高价学费、高价楼盘、高价车和高额房贷,等等,掌握着政治权力的 权贵随时可以出台各种盘剥性政策,将没有政治权力的中产阶级的钱包掏空。
掌握了政治权力者,随时可将手中权力兑换成巨额现钞;丧失了政治权力者,即使发展了,也因无法使用政治权力自我防卫,随时可能被当作肥羊宰掉。就像中产的雷洋,发展有什么用?瞬间命就丢了。没有政治权力,生存权,财产权都没有保障。
解决中国大陆当前的种种乱象,其实并不太难,只要把本来就属于人民的政治权力归还给人民,尽管这一招不可能包治百病,但许多人祸,许多污染,许多道德沦丧, 许多商业欺诈,许多矛盾冲突,还有愈演愈烈的贫富悬殊,确实都可望迎刃而解,因为这许多问题不再需要执政者从自身利害出发去制造,自会减少很多,部分不能 自行消解的,民众也自会解决好。权利平等的民众会比党和政府更需要正义,更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有问题也会合理解决。法官一旦清楚自己的权源直接来自于民 众,不必再仰上级鼻息,从自身利害考虑出发,也自会居中裁决。民众有了政治权力,能自己保障生存和发展权,就不会允许任何人来施舍或剥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机会。
作为国家ZXX先生及其所领导的中央政府,还有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应作权贵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不应是顶层那1%的遥控器,而应该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应该代表每一位国民的利益,均衡兼顾每一个群体的偏爱,有责任在大陆实现良法善治,有责任帮助民众过上有尊严、自由和富裕的生活,让国民生活在正义法律的坚实基础上,团结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促进中国大陆早日实现民富国强。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个人认为,目前不应该再容许谁来瞎扯什么“优先保障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权”,而是立即优先落实国民的政治权力。首先切实保障国民的言论自由 权,放弃一切形式的反动的言论管制和审查,让人民说话,终止一切直接或变相的文字狱,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国民因和平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而坐牢。其次就是不忘 “初心”,马上落实1945年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也是1954年第一次颁布宪法和选举法时的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把官员的官票交还给人民,把官员的政治生命交还给人民。民众监督官员,强于纪委监督千百倍。民众掌握生存和发展权,强于党和政府的恩赐千百倍。

(转自网络)

2017-03-25

众多热爱民主自由等各方面的人士继续“欢迎”来客



今天继续“欢迎”中国总理到悉尼,在Town Hall 聚集了在澳洲众多热爱民主自由等各方面的人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藏人队伍里的那面大鼓威震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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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3

“欢迎”活动(图)与《人血的盛宴》(文)



今天,为了“迎接”中国总理来悉尼,在澳洲众多热爱民主自由等各方面的人士,展开了别具一格的“欢迎”活动: 
孙宝强写的对联(举牌者是她的丈夫陈浩)
 
 

人血的盛宴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黎明,那些倒在血泊的年轻生命如果活到今天,他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在那座据说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在一家绝对顶级的豪华宴会厅里,举办了一场堪称顶级的豪华宴会,水晶灯闪光灯交相辉映,红的酒橙的汁杯盘迭晋,近百桌上千人的排场,$200大洋的一张餐劵,一大堆国家政要,社会精英,成功人士,画家作家,演艺明星,当地的华文媒体更是倾巢出动,以纪念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那场居留运动。
盛宴会场
令人惊讶的是,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空前盛会上,所有的历史视频,文艺演出,新书(《澳洲:居留岁月》)首发,名人讲话,慈善拍卖,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字提及六四”,提及“天安门事件”,提及早已死去的青年和他们正在老去的母亲,提及因此被杀被关致伤致残穷困潦倒的所谓“暴徒”……在许多人的嘴里,文字里, 这场当年的“民主运动”变为了今天的“感恩行动”---感谢澳洲政府的慷慨大度;一段用人血换来的“居留岁月”转眼间换成了一些人赚钱发财的“流金岁月”……

有人说过,面对强大的专权暴政,假如你不敢说真话,但至少可以争取不说假话。
今天,一些海外的中国人只是面对一些物质的诱惑,竟然不敢说真话了。历史难道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悲啊!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让人痛定思痛的悲剧。



当年的抗议
整整二十五年了,当年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声悄悄远去,每年那天晚上中国驻外使领馆门前的烛光渐渐暗淡。当初的震撼震惊感叹感动如今好像成了落伍的代名词,但看到眼前那么多西装革履的“高等”华人面色红润自信滿滿,我还是忍不住要把几年前说过的话一字不改地重复一遍:

我们当然要对正义、仁慈的澳大利亚永远心存感激,但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国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的烈士。我们要大声的承认,我们是吃过人血馒头的,我们是六四的直接受益者,是六四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自由、平等、祥和地生活在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都和六四有关。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更不能过河拆桥。我们不是也常常看不惯那些某某事情的既得利益者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六四恐怕将是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痛。我们不能遗忘,不敢遗忘,应该也不会遗忘。我们每年的今天站在这里纪念六四,祭奠死者,仅仅是为了求得良心安宁,为了守住我们最后的道德底线。”


但愿那场盛宴上的中国人夜半醒来,摸摸自己的良心。 

(墨尔本)淘汰郎 2014

2017-03-21

中国网民大迁移——转战ICQ(附使用说明)


最近天朝为了严控政局而钳制言论,在微信和QQ等通讯软件里屏蔽、封号封群,言论环境一片萧杀之气。不过把高压锅的嘴全封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近日国外通讯软件ICQ的中文用户喷发式增长,以致目前ICQ服务器有些迟滞。ICQ是英文“I SEEK YOU”谐音,意思是:“我找你”。它是QQ的祖宗,1996年以色列人发明后被几个国际公司辗转收购。2011年增加了手机使用程序,并重放异彩。
这是一款免费无广告软件,占用内存很小却功能强大。使用与微信和QQ差不多,但却不再有敏感词,不会被删贴封号封群,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这是传播普世价值观,揭露真相和专制黑暗的理想平台!
告别微信的幽默段子:“在微信群的日子,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那时候,我一天扛200斤段子,一口气发十个群不换号!” ——吊民伐罪
不过,有不少人认为大多数国人还在玩微信,所以依然是传播宪政民主的主要阵地,而ICQ则是一个安全稳定的中枢堡垒和必备平台。

ICQ使用说明

目前ICQ还没有中文版,但安装后就可以像微信一样使用中文。若安装时英文有困难,可把关键词输入微信里自动翻译。即使不懂英文的,也可在几分钟内就弄好。

下载ICQ软件:
汉化中文版可百度,或:http://pan.baidu.com/s/1o7TGm3w
 听说国内很多下载网址已被封,以下为英文原版下载:
安卓手机版:ICQ.APK  17.2MB
电脑或其他手机版: https://icq.com/windows/en

ICQ账户登陆(电脑版,若手机版大同小异):
1. 输入手机号码(只用于系统给你发送验证码,任何人都看不到);
2. 查看手机信息,把该验证码输入;
3. 自动登陆成功(目前ICQ通过手机发送验证码,不再需要密码);
4. 加联系人:点击左下角小人像,再点上面的“Add contact”,输入对方UIN号码(见下面说明),点“Search”;
5. 进群:在ICQ里接受朋友邀请,或用浏览器打开(微信无效)该群的链接,即可自动加入(若该群主设置需群主批准的除外)。

ICQ里的设置:
6. 个人信息:点左下面的齿轮,点“My profile”,显示你的UIN号码(相当于QQ号码);
7. 其下可设置个人姓名、头像等(注:头像要求像素600以上);其他个人设置点“General”;
8. 声音提示:点击“Notifications”,然后按照自己需要设置;
9. 字体大小:拖动“Interface scale:100%”下面的横线,可放大字体(整体放大);
10. 语音或视频聊天:点击左下角的小人头图案,点该联系人,点右上角的电话或摄像头图案;
11. 防干扰:点左下角的小人像,右键点对方(或该群)头像,点“Delete”;或不想接收该人信息,点“Ignore”;
12. 置顶设置:点左下角的小人头图案,点该人或群,点右上角的3个点图案,选“Add to favorites”;
13. “撤回”功能:右键点该聊天内容,选“Delete for all”;

创建和管理ICQ群:
14. 创建群:点击左下角的“时钟”图案,再点上面的“纸笔”图案,选择“Create groupchat”在名单里选至少2个人,点“next”,输入群名,即可建新群;据说群里人数可达10万人(适合办讲座等);
15. 邀请他人进群:点击群聊天上右上角的3个点图案,选“Copy link to chat”,再粘贴发给他人或群;另可点小人头+的图案,在名单栏选邀请人(可多选),点“Done”即可;
16. 群主可设置为群主认证才可入群:点击群聊天上右上角的3个点图案,选“Chat settings”就有多个选择,比如设置只读,即全群禁言,仅指定人员发言(适合做大型讲座);;
17. 群主可将违规者踢出群并永久不能再进群。
18. 设置群管等:群主可在群聊里右键点某人头像,设置其为“Make admin”;该群管就可对群员禁言,删除其在群聊中不合适的记录等。

更多的ICQ设置信息,请看(英文):https://icq.com/support/en?open-form

顺便推荐几个ICQ群:
全球普世价值守护联盟群: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群:
王五四交流群:

文森编辑整理,并将会更新完善。本人ICQ UIN: 715095695

2017-03-13

中国的经济奇迹结束了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本文译自George Friedman于3月10日发表在《市场观察》(MarketWatch)上的同名评论文章。以下是原文译文,略有删节。

靠出口拉动的经济不如当局所声称的那样强劲
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2017年的GDP增长率将降到6.5%。
由于衡量数亿人口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不过,中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比大多数国家的可靠性都更有水份。我们怀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要低于6.5%,如果真有增长的话。
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还在前面
李克强讲话的重要部分是,中国当局表示中国经济下滑仍未能停止,更困难的时候还在前面。根据《BBC》报道,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有望,但也是痛苦的。他把中国的经济比喻成从虫茧中挣脱的蝴蝶。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变得更糟。
中国的经济奇迹,正如之前的日本经济奇迹一样,已经结束了。其经济复活没有成功,也不应该对此惊讶。当从一个失败的经济体开始起步时,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以日本的情况,当时是从二战中恢复。中国则是从毛时代的政策中恢复。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工作,经济就会激增。如果之前经济的损伤足够严重,那么这种增速可能能持续一个时代。
但是,认为一个仅仅是修复国家灾难的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则是不理性的想法。经济越成熟,之前的经济损伤恢复得越多,那么这种超常的增长率就越难维持。这种中国在经济上将主宰世界的说法与1980年代日本经济将主宰世界的说法一样值得怀疑。如果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下去,那么日本可以主宰世界经济。不过,因为(经济增长率一直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幻想消失了,世界的过高期望也随之消失了。
中国的困境,就如日本一样,是其经济大多建立在出口之上。但是中国和日本都曾是穷国,对物资的需求低。他们通过利用低工资将生产的商品卖给发达经济体来发展了经济。结果是从事出口的地区越来越繁荣,而那些远离东部港口的地区却没有受益。
中国和日本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工资上涨。生产更复杂产品的熟练工人供不应求。当局侧重出口的政策将资本转移到了效率差的企业,拉低了效率和成本。但是,最重要的是,经济奇迹要靠消费国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出口奇迹取决于消费国的购买力,而不是中国当局的政策。
腹背受敌
在2008年,中国遭受了双重海啸的袭击。首先,金融危机让商品进口国陷入衰退,之后是长期停滞,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了。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是成本,现在中国有了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
北京当局最深的恐惧是失业,中国的内陆仍很贫穷。如果出口暴跌,失业率攀升,中国就会面临巨大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威胁。沿海会出现失业大军。这种组合恰好是1920年代让中共崛起的原因,这点中共心知肚明。因此,一个方案被提了出来,即通过大规模贷款维持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并支付工人工资。结果是效率更差,中国的出口更缺乏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输出低成本商品导致了西方在中国的投资热潮。但投资热对中国商品购买国带来了两种方式的损害。首先,低成本商品损害了购买国的企业。第二,投资资金从商品购买国流入了中国。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影响。在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停滞和中国急切地通过持续货币贬值来维持出口都造成了政治反弹,这种反弹正好在中国最不能承受的时候发生了,那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与欧美消费者相连的巨大产业链。中国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的同时,恰逢欧美中的一些国家试图对中国出口制造障碍。有说法是可以增加中国内需,但是中国是一个广大而贫穷的国家,要中国产生足够的内需来消化其生产的产品,这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失业而继续进行不合理的投资,这将继续拖累经济。在经济上,中国需要一个大的衰退,来淘汰那些靠贷款生存的企业。在政治上,北京当局承受不了失业的代价。
中国现在被困在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进退维谷。一个解决方案是改变政策,通过压制的手段让这种矛盾能够处在控制之下。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限制中国经济与美国的联系,这是北京承受不了的。此外,中国必须能够利用太平洋和印度洋出口。这意味着控制南部和东部中国海域。美国正在积极抵制这种控制。
日本过去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现在日本变成了一个低增长但稳定的国家。但是,日本不用应对10亿贫困人口,也没有社会动荡和革命的历史。
中国的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它的经济现实已经确定。它现在有一个政治问题:在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当局如何来管控巨大的社会不满。它还需要决定如何应对挑战北京当局和其核心利益的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
北京正在做的一个动作是说服世界,它仍然如十年前一样(经济强劲)。这个策略或许会奏效一段时间;很多国家仍在通过一个(认为中国经济仍然稳健的)透镜看中国,尽管这个透镜早已破裂。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中国不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日本才是。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下降,这揭示了一个最大真相:当一个国家需要把钱放到必须安全的地方时,它们放在美国。
George Friedman是Geopolitical Futures LLC的发起人和主席,Geopolitical Futures LLC是一家解释和预测全球事件的网上出版商。
阅读原文:China’s economic miracle is over

【专栏】宋石男:台湾政治转型小史

2016-03-18 宋石男 中国企业家杂志

蒋经国的包容,让国民党内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满,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一样,把反对人士都丢到海里去。”

1970年代以降,台湾被联合国驱逐,而日本、美国等国家又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面临严重的国际孤立,仿佛亚细亚的孤儿。蒋经国对此的应对,是推行缓慢的民主改革、起用本省精英以及力行经济建设。然而,反对派的声音与行动,却越来越炽热了。反对派——党外人士与党国的冲撞,越来越强烈,终于酿成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人士走上更激进的政治反对道路,开始筹划真正组党。在谢长廷等人的推动下,1983年“党外选举后援会”成立,稍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也成立。1986年1月,“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宣布将在各地建立支部,这实质上近似于组党宣言。

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党外人士举行“党外选举后援会”的候选人推荐大会,忽然即席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也就是民进党。自此,民进党正式登上日益开放的台湾政治舞台。而这种开放,是党外人士的不断冲撞及蒋经国在审时度势下的包容而酿成的。

党外人士宣布组建民进党后,蒋经国并未镇压,而是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的包容,让国民党内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满,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一样,把反对人士都丢到海里去。”

可是蒋经国此时已经决心让反对运动合法化,他对多年的追随者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却难在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5日,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蒋经国促使与会者同意一份政治革新提案:1、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法》,取代动员戡乱临时条款;2、修正《人民团体法》;3、修正《选举罢免法》。这三项措施被称作自由化三法,其核心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及选举改革。

接下来的一年,全世界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些大事,显示出独裁者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窘困。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后,冷战高速退潮,苏联声明希望从阿富汗撤军,而其国内的政治自由化也正在启动。南韩方面,学生示威与工人罢工,促使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政权不得不将权力和平移交给民主政府。

时代、环境、潮流确实在变。蒋经国及其心腹李焕等人认为,国民党的政党架构已经不合时代需求。

1987年7月,《国家安全法》制订公布,解除了长达38年的台湾戒严。两年后,人民团体法与选举罢免法也制订公布,不过这时蒋经国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去世前,蒋经国除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还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台湾一直以“反攻大陆”为基本政策或名义上的基本政策,禁止台湾人赴往大陆。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台湾当局旋即对中国大陆采取“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台湾人民仍不能直接去往大陆,无论探亲、经商或旅行。

1987年5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直接挑战国民党权威。促进会成员身穿写着“想家”字样的上衣,在街头发送“骨肉隔绝四十年”的传单,甚至举办数万人集会。

1987年9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开放大陆探亲,开启两岸交流之门。不过,蒋经国仍坚持动员戡乱体制,声称开放探亲只是人道措施,属于民间私人行为,“三不政策”不变。

1988年1月1日,蒋经国又指示正式结束对报纸的禁令,也即限证(报纸数量维持在29家)与限张(每期报纸版面不能超过3张)的禁令。报禁一开,就有200多家新出版物向政府申请登记,其中多数都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持激烈批评立场。

解除报禁十多天后的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去世。

在去世前几年,蒋经国取缔了支持特务统治的刘少康办公室,又将自己一手提拔的情治系统首脑王升贬黜,发配到巴拉圭当“大使”,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安置王升的最远之地了。让他下这个决心的是1981年的陈文成案与1984年的江南案。

陈文成是美国卡内基大学的教授,支持在美国的台独运动,还为美丽岛杂志提供资金,1981年他回台湾探亲,遭警备总部传讯,其后尸体离奇出现在台湾大学校内,多处骨折与内脏出血。此案未能破获。

江南是美籍华人作家,1984年在洛杉矶住所被台湾黑帮刺杀,直接操办者是台湾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江南写作出版了对蒋经国多有批评贬斥的《蒋经国传》,据说还要写《吴国桢传》、《孙立人传》,这两位可都是蒋氏政权不待见的国民党前高层人物。有学者称台湾情治部门曾给江南一笔款项,要求他不出版蒋经国传,江南收了钱,但仍出版该书,于是动了杀机。还有学者指控说,江南案的幕后主使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

这两个案件,尤其后者,让蒋经国承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也饱受台湾本土舆论激烈抨击。他也许正是从此时下了整肃台湾情治部门的决心。在蒋经国主政时代,尽管也有政治迫害,但极少处决政治犯,他也屡次下令不要对群众开枪。

正如传记作家陶涵所言,蒋经国性格复杂,在他身上既有传统的王朝政治特征,也有朴素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左派气息,同时又混杂着美式民主的观念以及台湾本土经验的启发。

无论如何,台湾的威权政治转型确实是在蒋经国任期内启动的,不论小蒋是被动还是主动迎接这一巨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杂志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努力奋斗,很可能就没有报禁的开放;如果没有从新党运动到党外运动为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前赴后继,很可能就没有党禁的开放与选举改革;如果没有老兵们的公开宣示悲情与集会抗争,也未必有大陆探亲开放。个体自由和权利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等统治者施恩能等来的。

进一步说,蒋经国也只是部分启动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转型。他的“自由三法”,国安法、人民团体法、选举罢免法,虽然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但仍然保留了动员戡乱体制。因此,蒋经国开启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仍是有限制的、保守的。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辉手中。

李登辉是第一个担任国民党党魁的台湾本省人,也是第一个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本省人。他惯于搞平衡,继任后先赢得党内“二月政争”的胜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学运”的危机。此后用六年时间,李登辉主持三次修宪,成功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实现各级民意代表的全面选举,以及“总统”直选。

1996年5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陈诚在47年前宣布台湾正式实施戒严的日子,李登辉作为台湾地区第一位直选的最高领导人,在就职演说中说:“今日2130万同胞正式进入主权在民的新时代”。通常认为,台湾的现代民主体制就在这天确立。当然,它是否能妥善运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400年来,台湾被荷兰人统治,被郑氏政权统治,被满清王朝统治,被日本殖民统治,被国民党威权统治,终于在蒋经国主政末期启动自由化,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初步完成政改与民主转型。

2017-03-02

叶启明:遍地“傻逼”从来就不是国耻



常看我文章的读者会发现我有语言洁癖,文章中基本上不会出现低俗、庸俗、恶俗的词语。但是一直以来,总有人写文章骂国人是“傻逼”,尤其是在“抵制日货”、“抵制韩货”等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这次“抵制乐天”之后,照例又有人在詈骂那些有组织性的“抵制者”为傻逼,甚至将这些人上升到国耻的地步。这种不明真相、不辨是非的恶骂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所以我感到不能再回避“傻逼”问题了。
《圣经-约翰福音》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人抓到了一个妓女,商量着要按照律法,用石头砸死那女人。这时候耶稣来了。大家要深明律法的耶稣讲讲,现在是不是可以执行这法律。耶稣缓缓地说:“你们当中没有犯过罪的人,可以拿石头砸他。”于是人们静默,并且纷纷散去了。
耶稣的意思虽然是说“没有人是无罪的,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引申出“没有人是永远正确的”。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在力争做到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但是由于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受到“血缘出身、教育背景、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先验性观念的影响,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无知之幕”,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认知上的短板,时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别人是“傻逼”,只能说明指责者本身就是狂妄自负的“傻逼”,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观点或态度视作“永远正确”。
其实,责骂国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鲁迅的“批判国民劣根性”,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现在公知作家们的“遍地傻逼”,这个“批判”的传统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这种“批判”的声音一直都会大行其道而不会受到阻遏,而“批判者”则能赢得较高的“喝彩”,甚至被视作为“民族魂”,所以大家也就乐此不彼的指责批判了。
很多人批判“义和团”的愚昧无知,甚至说“一百年以来民众一直都是义和团”。但“义和团”刚开始只是在山东部分地区,而且“拳民”大多是社会底层民众,为了寻求身份上或经济上的庇护而自发形成的松散的组织。如果只是如此,我想“义和团”根本不可能酿成后面的恶果。但是当老佛爷开始注意到“义和团”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乌合之众”,将其势力发展到京津地区,所以我们才看到后面的各种荒唐的闹剧、悲剧。
可以说,愚昧无知的“义和团”本身并没有多少危害性,甚至底层民众自发形成“义和团”也是其固有的权利而已,而“老佛爷们”才是制造闹剧、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不去批判“老佛爷们”的居心叵测,却盯着“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实在是有点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
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柏杨所指责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许曾经确实存在,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同样是“国民”、同样是“中国人”的海峡东岸民众们,已经很难找到那些所谓的“劣根性”和“丑陋”了,而海峡西岸民众们却依然如故,这难道不值得如今的那些“鲁迅们”去反思吗?尤为吊诡的是,鲁迅自己的劣根性,比如“汉奸”的嫌疑,比如残酷的对待原配妻子,比如与所有人为敌的刺猬本性,随着史料的逐渐披露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所以我想请那些经常恶骂国人是“傻逼”的人自己扪心自问下、反求诸己下,是不是自己在任何问题上都“永远正确”?即使自己是“永远正确”的,难道就不能存在反对的声音吗,哪怕反对者是“愚昧无知”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坚持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支持民族自决的人来说,大一统思想者就是“傻逼”,反之亦是;对于信仰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来说,佛教徒、无神论者就是“傻逼”,反之亦是;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来说,那些张口闭口道德自律、整日寄情山水的人就是“傻逼”,反之亦是;对于喜好基于数理精确性的西方音乐、美术的人来说,那些沉浸于中国书法、国画的人就是“傻逼”,反之亦是。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是“傻逼”,没有必要整天恶骂别人是“傻逼”。甚至可以说,当“傻逼”是一项基本人权,只要“傻逼”没有严重的侵犯别人的正当权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谁有意在制造这些“傻逼”,是谁有意在怂恿这些“傻逼”,是谁有意在鼓动这些“傻逼”去侵犯别人的正当权益,是谁有意让这些“傻逼”去做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事?
具体到“抵制日货”、“抵制韩货”,尤其是这次“抵制乐天”的事件上,为什么这些“爱国傻逼”能够堂而皇之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而不受到任何阻碍?为什么这些“爱国傻逼”的抵制活动是如此有组织,即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依然明目张胆?
所以不得不说,制造这些“爱国傻逼”的人才是最大的国耻;怂恿这些“爱国傻逼”的人才是最大的国耻;让这些“爱国傻逼”做出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事的人才是最大的国耻;不辨是非恶骂这些“爱国傻逼”人才是最大的国耻。
套用华盛顿的一句话: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制造和怂恿“傻逼”的那群人,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始终伴随战争、奴役、掠夺、破坏的阴影,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科学落后、技术低下、艺术匮乏、思想缺位,而是因为居心叵测利用“傻逼”的那群人。

叶启明  2017-03-02

(转自网络)

2017-02-01

民主的黄昏:冯胜平又一引起争议的文章

转自万维博客——老高博客  2016-11-29 09:28:15

  冯说:美国的问题是民主太多,中国的问题是民主太少;美国的优势是企业效率,中国的优势是政府效率。在许多方面,美国泛滥的正是中国缺乏的;反之亦然。就政治制度而言,中美有许多东西可互补:有限政府VS有为政府,民主制VS责任制。他甚至认为,也许中美联手,共同探索新的政治文明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

  老高按:在旅行途中收到冯胜平发来的一篇长文《美国大选启示录:民主的黄昏》。匆匆浏览,感到其中有相当“刺眼”的词句,又有不容迴避的事实和见解,是冯胜平又一篇重要的文章,他仍然坚持他“党主立宪”是中国最可行的转型途径这一观点,从美国这次大选得到許多启示,论及中国未来路向。
  冯胜平在邮件中注明:请勿外传。我当然遵嘱,直到昨晚,明镜新闻网得到冯胜平授权刊出这篇文章,我想,我可以在这里转载了,供更多读者来品评讨论。冯胜平在美国大选中的选择,与我完全相左,他这篇长文,因为其长,涉及的话题范围极广,我初步感觉,他的思路没有理顺,提出的一大堆尖锐问题,许多观点,我相信,会引起与他一样尖锐甚至更尖锐的批评,但我还是那句话:欢迎争鸣,谢绝谩骂。
  我愿意在这里再次说明:我转载的文章,并非我完全服膺、认同的文章,而是我认为可以开拓我和读者的思路、作进一步思考的文章。我推荐文章的标准,并非看其与我观点是否完全一致,而是看其是否有“激发力”。在很多情况下,与我观点对立的文章更有这种力量,让我激赏。我是普世价值的信徒,但不是鸵鸟,必须正视挑战普世价值的各种见解。
  昨天我推荐了关于共济会的介绍,指出大多数“阴谋论”的指控其实都是谎言,有网友跟帖指出我转贴也在“传谣”,甚至还是“经常转贴网络上的谣言,积极地传播谣言”。这一指控让我警悚惕励,我非常感谢!今后我当更加严谨地反求诸己。但我也要提醒:必须分清“谣言”和“不实之词”、以及文章中有些用词不尽准确的界线,若将其全部混为一谈,甚至将中共的真正的谎言当作论据,那正是如柏杨所痛切地指陈的“酱缸思维”。
  最近西方许多主流报刊,注意到了民主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尤其关注新兴媒体对民主的冲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崔莹文章的标题就直截了当:《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民主遇到的新挑战,值得我们深思。顺手举一个例:美国《世界日报》的一位专栏作者邱鸿安今天的文章《给川普一个教训》中披露,川普说“数以百万人违法投票”,但是他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自他27日发出推文后,传媒追寻这个说法的消息来源,结果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只追寻到一个“虚假新闻”(fake news)来源。“川普的说法显然根据德州右翼组织所发出的消息,自称是‘监察投票’的奥斯丁人菲利普斯(Gregg Phillips)在选后推文说,他们发现,违法投票的非公民超过300万,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只是随口胡扯的阴谋论。推文一出,就被保守派广为引用和散播,成为没有证据的假新闻。”这种情况,已经铺天盖地,今后将越来越多。怎么办?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来读冯胜平的文章,或许各位能有更多的感悟。


  美国大选启示录:民主的黄昏


  冯胜平,明镜新闻网·冯胜平专栏

  “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特朗普

  提示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美国建国初期,政坛上群星璀璨,涌现出一批像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杰斐逊那样的杰出政治家;国运衰落,民主步入黄昏,只剩下希拉里、特朗普这类三流政客

  1. 政治正确就是普世价值

  什么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普世价值。坚持政治正确,你就不能说女人胖,不能说黑人笨,不能说穷人懒,更不能说民主不好。
  特朗普的胜利是政治正确的失败。政治正确是以平等为核心,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在内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观,俗称普世价值。然而,任何价值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像地平线那样无限延伸。当自由到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民主到教师讲课必须坚持政治正确,否则将面临解雇,法治到警察不敢对黑人执法,人权到老人交了一辈子的税,最后拿的退休金还不如非法移民福利金的时候,普世价值就走向反面,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学者李零不相信普世价值:“什么最普世?美元、美军最普世。但美国说了,谁也不许学。”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让美联储放弃国际铸币权,解放军成为世界警察,美国第一个不答应。可见,普世价值也分三六九等,归巴黎统筹委员会管辖。
  在公知眼里,希拉里当选,是民主的胜利;特朗普当选,更证明民主伟大——它还有纠错功能。总之,民主不会错,普世价值不容置疑。这就是政治正确。如此正确、普世下去,美国就是下一个希腊。
  去年,坚持政治正确的希腊政府破产。希腊是民主的摇篮,也是民主的坟墓。这个曾经投票处死苏格拉底的民族,投票赖掉了所有的债务。国家破产前夕,希腊人载歌载舞,一片欢腾。总理齐普拉斯带头高呼:“民主万岁!”“民主战胜了恐惧!”
  愿赌服输,欠债还钱,是起码的人品。希腊人民集体赖账,破产的不仅是国家,也是希腊的民主制度。公元前5世纪,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民主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达两千年之久;今天,希腊再次让民主蒙羞:昨天是暴民政治,今天是无赖刁民!
  史学界公认,雅典亡于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词典里,民主与暴民政治是同义语。在雅典民主制度下,公民参与政治。素质低下的公民被野心家操纵,使雅典政坛陷入混乱,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后来马其顿南下征服希腊创造了机会。
  政治正确是美国立国之本。特朗普当选,美国价值观分裂,一半人不再正确。

  2. 民主步入黄昏

  我曾说: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地方不适宜搞民主:幼儿园和疯人院。特朗普胜出,我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商。八年前奥巴马当选,人们欢呼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不久前,希拉里几乎成为美国第一个女人总统;现在,特朗普以疯子之誉当选美国下届总统;未来只要再选出一个傻子来做总统,就齐活了。它证明,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人都可以当总统。
  在一半选民眼里,希拉里是个骗子;在另一半选民心中,特朗普是个疯子。一边是伪君子,另一边是真小人,美国人民很悲催,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选战格调之低,手段之劣,创历史之最。特朗普指责希拉里被金主收买,涉嫌杀人灭口,声称要把她送进监狱;希拉里攻击特朗普是疯子,把核武库交给他是全世界的灾难。先后11名女性在媒体上指控特朗普性行为不检,最后一名是杰西卡·德雷克。这位成人片女星于10月22日召开记者会,指控特朗普10年前对其进行性骚扰。杰西卡·德雷克和她朋友们的出场,令人联想起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那一群私生子。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美国建国初期,政坛上群星璀璨,涌现出一批像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杰斐逊那样的杰出政治家;国运衰落,民主步入黄昏,只剩下希拉里、特朗普这类三流政客。
  国运衰落,不是因为这届美国人民不行,而是因为民主制度中携有自我毁灭的基因。美国因民主伟大,也因民主衰落。杜牧总结秦亡教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汤恩比研究文明兴衰,发现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主义和原则,往往也就是使它灭亡的主义和原则。来自尘土,覆归尘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美国病入膏肓。苍穹中传来柏拉图对民主的千古之问:“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去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柏拉图不喜欢民主,他的老师、哲人苏格拉底在广场上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

  3. 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

  与专制相比,民主更符合人性,这也是民主取代专制,成为世界潮流的原因。然而,人性有弱点,民主也有缺陷。民主的精髓在于一人一票,民主的死穴也在于一人一票。对此丘吉尔深有感受。他关于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的格言,其实是一个误译。1945年,二战硝烟未尽,丘吉尔就被请出了唐宁街十号。激愤之下,他借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之口抱怨:“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面对民意的裁决,丘吉尔无奈地感叹:“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精通语言艺术,骂人如同恭维:英国人忘恩负义,但因之而强大;民主制度万恶,却还没有比它更好的。丘吉尔一生从政,深知民主本性平庸,厌恶英才。他在二战中崭露头角,把英国带出灾难,依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战争赋予他的专制权力。战场上不能投票,指挥官不靠选举;生死存亡之际,民主显然没有独裁好使。
  其实,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的联邦主义,初衷都是阻滞民主潮流,维持精英统治,不让政治进入厨房。在英美,民主最初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从贵族到中产阶级,再从中产阶级到女人/黑人,英国走了700年,美国近200年。笔者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1972年才招第一个女生,校长伍德罗·威尔逊最得意的政绩,就是从不接受黑人学生。但是,再长的路也有尽头,即使是英美这两个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最终也不能摆脱民粹的宿命。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草根逆袭,标志着精英时代落幕,民粹时代到来!

  4. 民主政体在本质上是临时的

  1887年,亚历山大·泰勒教授总结雅典共和国的衰落:“一个民主政体在本质上永远是临时的;它根本不能作为永久的政府形式存在。民主会一直存在,直到选民发现他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从公共财政中送给自己慷慨的礼物。从那一刻起,大多数人总是投票给那些承诺从公共财政中给自己最大利益的候选人。结果是每一个民主政体最终都将因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而崩溃,并被紧随其后的专制政体所取代。”
  他继续写道:“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的平均年龄,大约200年。在这200年期间,这些国家总是按照以下顺序进行:从束缚到精神信仰;从精神信仰到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丰富;从丰富到自满;从自满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回到束缚。”
  圣保罗大学法学院的约瑟夫·奥尔森教授认为,美国现在正处于泰勒教授定义的“自满和冷漠”阶段之间,全国大约40%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依赖政府”阶段。如果国会大赦那两千万非法移民, 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并允许他们投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 对美利坚合众国说再见了。
  从梭伦改革到伯罗奔尼撒战败,雅典共和国活了256年,美利坚共和国今年240岁。美国今天45%的人不交联邦税。如果民主党上台,特赦非法移民,大批接受中东难民,不交税人口的比例很快会超过一半。
  特朗普政治不正确,至少他自己掏钱竞选,没有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希拉里政治正确,却用选民的钱竞选,自己高价买下邻居家的房子,设置路障不让选民靠近。
  精英喜欢希拉里,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傲慢,贪婪,虚伪,不接地气又自称代表民意,拥有太多却假装一无所有。
  中国公知坚持政治正确,视希拉里为民主的化身,把特朗普当选比做希特勒上台,实在是不知所云。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而是民主与常识的较量。常识险胜,美国还有一线希望。

  5. 美国国父不相信民主

  一个流传很久的神话是,作为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国父功不可没:1787年,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116天,创造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神话经公知加工,传播,早已家喻户晓,成为“常识”。
  与公知的故事相反,美国国父不相信民主:
  汉密尔顿认为:“民主是一种疾病。”“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拉什宣称:“民主是恶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疯狗。”
  格里断言:“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
  亚当斯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民主从不久长。它很快就浪费、消耗和谋杀自己。以前从未有民主不自杀掉的。”
  麦迪逊说:“民主是由一副由动乱和争斗组成的眼镜,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执笔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费雪道:“民主是包藏着毁灭其自身的燃烧物的火山,其必将喷发并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自由来泛滥。”
  《美国宪法》签字人和执笔人之一莫里斯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
  连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不难看出,民主在美国国父眼里是一头怪兽;它是自由的敌人。指望这样一群厌恶民主的人制订出一部民主宪法,实在是强人所难。事实上,国父的初衷不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是限制民主。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自由政府”,就是不提“民主政府”。事实上,今天许多中国人所憧憬的民主,恰恰是当年美国国父们所警惕的民主。
  美国宪法只字不提民主,因为当时依照《民主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正面临崩溃,各种政治势力都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发动动乱。制宪会议的背景之一是谢斯起义,起义者打出民主旗号,增加了民主这个词的暴力色彩。
  国父厌恶民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深受古典政治学的影响。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貴族,共和;三种坏制度是僭主,寡头,民主。僭主是一個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數人的专制。六种政体各有千秋,相比之下民主最劣。亚里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他的观点成为两千年来西方政治学主流。

  6. 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

  过去,我们相信革命神圣;今天,我们断言民主正确。至于革命为什么那么神圣?民主为什么那么正确?没人回答。这些问题别说提出来,想想都是犯罪!在大师面前,不需要思考,崇拜就够了。民主面前也是一样。思考是对民主的不恭,也是对真理的不敬。于是,继革命拜物教之后,我们有了民主拜物教。教徒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
  一百年前,李大钊、陈独秀以俄为师,虔诚地拥抱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共产党;一百年后,公知以美为师,同样虔诚地拥抱民主,把德先生再次推上神坛。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为什么不行?在公知眼里,民主是上帝;反民主,就是不正确。
  朋友传来“锵锵三人行”窦文涛采访《赛先生》前主编、公知大腕饶毅教授的视频。教授坚持政治正确,力挺希拉里,断言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傻瓜、文盲;他们不仅智力堪忧,而且道德低下。他与所有选特朗普的人绝交,宣称:“我和特朗普之间,肯定是我代表正义。”
  饶毅教授研究生物学,深谙人性,知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投希拉里票的这一半人是天使,投特朗普票的那一半人是魔鬼。
  看完视频后的感觉是:人本来是直立行走的,一旦有了地位,信奉了什么主义,就会像真理一样横着走路。
  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两百年前,王朝代表政治正确;一百年前,革命代表政治正确;今天,民主成为政治正确。谁能保证,一百年后不会有另外一种正确?

  7. 民主是中国的劫数

  孙中山推翻满清,靠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玩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民生主义;非常可能,未来中国属于一人一票的民主主义。
  革命是活不下去的人的反应,民主是日子越过越好的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中国的劫数;中国在劫难逃!
  有人说,中国没发生革命,是因为“朝中不见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这不是事实。中国历来不缺野心家,现在更不缺。不到两百人的海外民运圈,就有六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中国江湖之大,藏龙卧虎,肯定英雄豪杰更多,正所谓:“满朝皆是袁世凯,江湖无数孙中山”。然而,革命需要野心家,更需要炮灰。今天的中国缺的不是野心家,是炮灰。只要炮灰还在东莞打工,革命就没有希望。
  中国今后不会革命,因为所有人的篮子里都有几个鸡蛋,没人愿意铤而走险。但中国未来会民主,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就算民主是个坑,人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往里跳。精英跳,因为那里政治最正确;草民跳,因为他们当够了孙子,也想做一回爷;富人跳,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希望参政;政客跳,因为民主是道德制高点,你不抢,别人会抢。即使是习近平,也很难抵御民主的诱惑。对他来说,实行民主至少有三个好处:1,青史留名,成为中国民主之父,超越蒋经国,比肩华盛顿;2,通过选举连任,继续掌控中国政治;3,用选票重建中共的合法性。
  作为合力的产物,历史是矢量求和。中国的矢量是民主。

  2012年习近平即位之初,笔者曾在《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的政治改革》一文中妄议中央:“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反日收拾军心,最终完成对权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习近平的接班步骤。我相信,习近平会在十八大后提出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选票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收拾早已涣散的党心。”
  四中全会(笔误,应为“六中全会”——老高注)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提出从严治党,标志着中南海高层已完成了对权力的全面掌控。美国大选后一个星期,11月15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各选举站高调亮相,投票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正式开始从选票中寻找合法性。毕竟,“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赋”,是中共立党初衷,也是习近平的政治承诺(2007年)。

  8. 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国,天下即人心。中国今天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不是环境,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王岐山去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沿着同样的逻辑,他又说中共的执政还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王岐山讲出了中国古来政治合法性的本意: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
  毛泽东的合法性来自于打江山的战绩,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改革开放的政绩,但它们都难以持续。一旦权威递减,经济衰退,执政党就会陷入“塔西托陷阱”,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你说党媒姓党,他说你专横霸道;你说党媒姓人民,他又说你强奸民意。
  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最佳途径是民主。民主给人民选择的机会,同时也给政府免责的理由。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为自己的决定买单,政府通过选举定期更新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永远不会陷入合法性危机;它天然合法!
  2000年大选,戈尔和小布什的选票十分接近。美国没有分裂,是因为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也十分接近。此次选举后美国社会空前分裂,因为在政治正确和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希拉里与特朗普的立场南辕北辙,180度对立。考虑到这是一个几乎家家有枪的国家,人们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素养。
  在美国,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底线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中国,政治是一场赢者通吃的决斗,原则是你死我活。在美国,党争双方有规则,有底线,打的是有限战;在中国,党争双方无规则,无底线,打的是超限战。在美国,军人不参与政治;在中国,政治离不开军人。在美国,法律是国王;在中国,国王是法律。在美国,宪法权威高于一切,一切重大问题最终都成为法律问题;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重大问题最终都在战场上解决。
  只要政治还是你死我活,党争还是不共戴天,民主就是毒药,只会促成中国分裂。中国要实行民主,前提是思想转型:赢者不再通吃,败者不再为寇;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摒弃超限战;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要让中国人分裂,最好的办法就是选举。此次美国大选之后,华人世界严重分裂,夫妻反目,朋友绝交,比比皆是;一些没有选举权,甚至一天也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也在媒体上恶语相向,“大打出手”。试想有一天中国大选,左派手中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右派手中有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双方互不相让,为真理而斗争,最后会是怎么一个局面?
  为避免民主引起的动乱,最好的前途,是党主立宪,有序地走向民主。与东欧、苏联、台湾、南韩不同,中国民主的道路特殊,底线是执政党不愿也不能放弃政权。期待中共开放党禁报禁,无异于期待它自杀,毫无现实可能性。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共曾有过开放党禁报禁的考虑,今天它绝不会再做此想。因此,找到一条既能实行民主,又不引起社会动荡的道路,是执政党的当务之急。此途无它:党内民主,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其实,英国大宪章运动、美国制宪会议,又何尝不是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努力。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美国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来又演变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至今。美国的经验,中共完全可以借鉴。

  9. 中国的路在中国,不经过华盛顿

  精英常说,民主的最大好处,是能维护社会稳定;美国建国240年,45次政权和平交替,证明了民主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即缺乏历史感,也与现实不符。且不说雅典内乱和美国内战,即便是近年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民主,也是未见其利,尽显其弊,毫无稳定性可言。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除元朝外,都享有几百年的国运。倘若慈禧老佛爷借此证明大清帝国制度优越,精英想必不会买账。
  精英认为,民主的另一优越性,是能够促进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情形确实如此。当时的民主国家,不仅政治和谐,经济也繁荣。邓小平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不争论,反映了高层对西方民主的服膺。可以说,除了维持政权的本能,那时的中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自信。
  再提自信,已是三十年之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来世界的变化,挑战人类常识,颠覆了许多民主神话。台湾民主了,结果是族群分裂,经济停滞;苏联民主了,代价是国家解体,执政党下台;埃及民主了,换来的是社会动荡,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叙利亚民主了,结果天下大乱,ISIS横行,数十万人死于战乱,数百万难民流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没有民主,反而政治稳定,经济腾飞。2005年中国GDP超意大利,2006年超英法,2007年超德国,2010年超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中国GDP已是日本两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从幻灭到涅槃,阴差阳错,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与公知们的期待不同,这条路上没有他们熟悉的美国路标: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总之,伪托的布什讲话中提到的权力笼子的五条栅栏,一条都没有,有的只是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和舆论控制。逆民主潮流而动,中共在成功中找回了自信:中国的路在中国,不经过华盛顿。
  走笔至此,想起中共早期毛泽东与国际派的争论:国际派按莫斯科的地图走路,毛泽东自己寻路。国际派发动城市暴动,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国际派领卢布,毛泽东打土豪。争论结束于遵义会议。会议参加者20人,17人留学苏联,没出过国的只有毛泽东、彭德怀和林彪三人。但就是这三个人,坚持武装斗争,立足中国,找到了一条从井冈山通往北京的路。

  10. 没有真正的民主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投票还是数豆,直接还是间接,等额还是差额,实质都是一样: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决策,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也没有配不配民主的问题。有的只是民主质量的高低和不同的后果。押定离手,愿赌服输。相信毛泽东,就有文化大革命;选出希特勒,就别抱怨奥斯维辛。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民主能选出罗斯福,也能选出希特勒。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能选个王八出来做主席。
  走进世界民主博物馆,人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民主:英国君主立宪的民主,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法国断头台的民主,俄罗斯二人转的民主,以及伊拉克家破人亡的民主。这些民主形式不同,质量各异,却并无真假的区别。面对琳琅满目的民主橱窗,轻轻的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实在是不知所云。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民主的对立面是共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两党以民主/共和命名的原因。在一次民主讨论会上我曾问大家,什么是民主的对立面?所有人都回答专制。这是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血腥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然,民主与专制不对立;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个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投票;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选举。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它取决于教育和社会的法治程度。
  成功实现民主的国家,必有自己的特殊的坚守;反之亦然。美国民主成功,因为美国人警惕权力;英国民主成功,因为英国人热衷改良;俄国与民主擦肩而过,因为俄国人血液里流着沙皇的基因;中国没有民主,因为我们太相信成王败寇。

  11. 野兽不在乌纱帽里,它在人性之中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君主,民主,贵族还是共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最好的政治制度,相对于不同的人民,有一种最好的政治制度;正如没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相对于不同的年龄,体型,肤色,文化,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这一段话我没有看懂,猜测冯胜平说的是:不同的人民,有各自不同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存疑。——老高按)
  美国建国初期,根据对人性的不同解读,国父分裂为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两派:前者支持美国宪法,后者反对美国宪法。分歧的焦点是:到底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重要,还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重要?双方代表人物是杰弗逊和麦迪逊。杰弗逊相信人性,主张无为而治,有限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麦迪逊警惕人性,主张中央集权,强调政府有两个功能:首先控制民众,然后约束自己。联邦党人的成就是美国联邦宪法,反联邦党人的贡献是宪法修正案。正如赫伯特·斯托林在《反联邦党人全集》导论中所说:尽管不无背谬之处,反联邦党人合当跻身于国父行列。他们和联邦党人联手,共同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国家。
  政治学是关于人性和制度的科学。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不需要政府;如果人人都是魔鬼,我们不可能有政府。正因为人是一半是天使,一半魔鬼,我们才既需要、也可能有一个政府。政府的目的不是改造人性,是扬善抑恶。
  与浪漫的自由主义者杰弗逊不同,麦迪逊深谙人性,精通政治,是制宪会议的灵魂。作为美国宪法之父,他清醒地认识到:1,宪政不仅要限制权力的任性,也要防止野心的冲动;2,真正的冲突不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而在人民本身之中;3,政府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功能是调节冲突;它是裁判,不是运动员;4,野兽不在乌纱帽里,它在人性之中.

  12. 结束语

  有人会问:“你说民主步入黄昏,又说中国会民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回答是:民主好不好,是价值判断;至于中国会不会民主,则是事实判断。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而是说民主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它也会生老病死。当然,饱受专制之苦的公知会对本文观点嗤之以鼻,嘲笑我是在对太监讲过度纵欲的坏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我若生活在国内,多半也会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我心目中的读者是智者,不是太监。对那些思想被阉割、充满仇恨的人,我唯有同情。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离宪政却很近。从肃贪到从严治党,从整军到党媒姓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有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中国崛起的代价,是整整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生不逢时。
  汽车急转弯时,司机不能玩大撒把;历史转折关头,当国者必须大权在握。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要民主,只可能是党内民主;中国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中国的改造,始于共产党的改造;中国的进步,离不开共产党的进步。
  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推翻执政党,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追随孙中山、毛泽东,从这条路上一路走来,结果是越走离初衷越远。他们最后都自食其言,在民主的旗帜下建立另一个独裁。
  中国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美国也应停止颜色革命努力,不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变成反共舞台,资助中国异议人士,只能制造敌意,让更多的中国人厌恶美国。至少,笔者更怀念大学时代的美国之音。那时的美国之音没有立场,教英语900句,是大学生的偶像。
  继共产主义之后,民主也进入了黄昏。毕竟,历史没有终结,福山的乐观预言——历史由民主终结——只是显示了他的浅薄。与福山一样,章家敦也喜欢预言:他断言中国在十年内即将崩溃。他们都错了。不同的只是,福山知错就改,以后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章家敦绝不认错,不断把他预言的中国崩溃日期后延。章的态度使我想起一个朋友,他指错了路不承认,硬说是路错了。
  历史没有终结,中国也没有崩溃。当美国陷入政治正确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时,中国也正面临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美国要避免希腊的命运,必须限制民主;中国要摆脱合法性危机,必须实行民主;美国的问题是民主太多,中国的问题是民主太少;美国的优势是企业效率,中国的优势是政府效率。在许多方面,美国泛滥的,正是中国缺乏的;反之亦然。就政治制度而言,中美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互补:有限政府VS有为政府,民主制VS责任制。也许,中美联手,共同探索新的政治文明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

  (2016年11月25日于普林斯顿)
转自: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611/273864.html#

2017-01-31

中国变天在即,海外反对派的应对策略



——与(纽约)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化前景研討會書面發言稿
10/3/2016 14:40| 发布者: 郭国汀   http://wolfax.com/portal.php?mod=view&aid=282683

编按:文章

中共的民主化变天,是中国2000年来所未有的巨变,是中共无法阻挡的历史大趋势,如今她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中国的民主化变天,既有着与前苏联等其他共产党国家变天的相似性,又有着诸多重大的不同。
反对派只有认清这些同和异,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中国变天的特点有:
其一,中共已无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代表了未有经济“改开”的共产党国家的新型官僚们,追求资本主义以实现特权资本化的理想,而中共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党官及公务员从共产党专制下的市场化中尝到了更大的甜头,迄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贵、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中共官僚集团在八十年代那种普遍同情、支持政改的内张力,早已荡然无存。
经济小开小改而未有市场化的中国八十年代,基本对应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赵紫阳相当于半吊子的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在中国最可能民主化变天的历史关头,赵紫阳有邓小平等手握兵权的强势元老挡住了道路,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老人挡道,这就是苏联演变成功,而中国演变失败的原因。
而今的中国,早已没有了产生胡耀邦、赵紫阳的官场土壤。
因此,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和平演变。
其二,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不可能走上越共党内民主的道路。
越南直至1986年才仿效中共搞起经济改革,但到了农德梦执掌总书记的2005年前后,越南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国会议员直选、总书记党内竞选、大幅扩大新闻出版自由;近年越南政改又上新台阶,容许反对党越南民主党在国内合法存在;修宪、改国名、改党名都提上日程...很明显:越南的和平民主化变天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越南比中国之所以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越南改革派领导人没有邓小平,没有包袱一身轻,而启动“改开”的邓小平,却让中共背负“六四”大屠杀的反人类历史巨债;此外,越共领导人也没有胡锦涛屠杀藏人式的血债,没有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罪孽......
习近平虽然以前没有杀人的罪恶,但他上台后谋求绝对独裁,为之不惜在党内残酷斗争,把大批高官、权贵关进监狱,在党内树敌众多;因此,习近平绝对不敢开启越南式的党内民主,因为如此就为政敌清算自己开了方便之门,习近平必然追求绝对的独裁、长期掌握一把手权力和亲自指定接班人。
其三,中共之垮台,一定是地震式的突然崩溃。
由于“六四”后中共关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习近平坚决拒绝越南式的党内民主道路,因此中共的统治基础无法扩大,其政权基础日益薄弱,中南海寡头趋向于孤立。中共政权的现行的游戏规则,不仅阻断平民的参政,甚至抑制着统治集团中的能人晋升——薄熙来就是典型,因为它权力的交接仍然是小圈子黑箱作业、私相授受,连党内的基础都没有,也完全与择优无关。
由于党内民主和程序化双无(党大会只是走形式,一切取决于寡头们幕后的争权夺利),中共已失去了修错能力,其统治集团中不得志的能人要想出头,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即政变。
即现今中共的权力游戏规则,是极容易诱发政变的高危游戏规则。而政变是没有预兆的。
以习近平这样走下去,政变迟早发生。
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包括共产党旗帜、名号在内的红色“法统”早成负资产,中共政权这幢腐朽的大厦,再也经不起大的震荡了,所以一旦发生政变,很可能引发塌楼效应。
而在现行毫无修错能力的专制昏政暴政下,经济大危机和大规模群体事件一定来临,而且没有预警。现在房价逆势疯涨,如青萍之末,而官民冲突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大抓公知、维权律师、良知记者...大力堵死公民社会的空间。这是在堵死缓和和渐进的渠道,也就是拒绝稳健。
因此,丧失修错能力并堵死社会渐进渠道的中共,早已不可能渐进改良,它表面上硬邦邦,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易碎品,一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摔得粉碎。
其四,中共政权失控后,新疆、西藏、内蒙、宁夏、香港、台湾的分离运动会狂飙突起(编按:此节内容值得疑问。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茅盾并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类似的茅盾,是中共而非汉人压迫少数民族,关健在于政策与法律的正义公平化):
中共数十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残暴的专制统治,积累了巨大的仇恨和离心力,尤其是自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当局打压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强迫同化政策,强效地制造着仇恨和离心力;对维、藏少数民族,习近平继续胡锦涛血腥高压政策和同化政策,因此一旦中共的专制高压松弛,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地区一定分离,而这些地区的汉人很可能遭到大屠杀。
大有利于少数民族分离势力的是,自邓小平始,中共当局愚蠢地单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胎化”计生,而少数民族享有大得多的生育自由,在新疆和西藏,汉族本来就是少数,这种愚蠢的政策,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比例不断下降,分裂势力的基础不断增强,而汉族严重老龄化,汉族年轻人,处于少数民族年轻人口的包围当中,造成了日后这些地区必然分裂的大势,同时也造成了日后这些地区汉族人遭屠杀的高危。
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共当局为笼络少数民族而出台的歧视汉族政策,则助长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蔑视和离心倾向,这反过来又刺激少数民族追求分离。
毛泽东时代,中共愚蠢地为穆斯林信众成立了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完全无视穆斯林的暴力排他和极难同化的性质,宁夏回族自治区很可能就是国中之国——中国伊斯兰国的雏形。宁夏的非穆斯林居民危矣!
对同属汉人社会但制度不同的台湾、香港,中共当局的言而无信、变本加厉专制倒退,导致台独和港独双双高涨。
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令台湾人离心离德,和平统一大门关闭;习近平则赤裸裸地撕毁“一国两制”契约,野蛮镇压香港“占中”运动,越境绑架…终于逼出一个“港独”来!而镇压“占中”反过来又令“一国两制”统战模式对台湾彻底失效,台独空前高涨。
总之,台、港的独立大潮,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专制逼出来的,而疆、藏、蒙、夏必然来临的分离, 则是中共当局专制+民族压迫+汉奸政策的混合产物,更为棘手。
其五,中共垮台前后,中国必有空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编按:应当是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进而促成政治危机, 而且经济危机是导致中共政权垮台最重要的原因)。
2005年起,胡锦涛、温家宝把国家财政扭上土地财政道路,掀起了以“强拆”、“强征”为标志的房地产“大跃进”运动,自此中国经济全面扭曲,为房地产绑架,制造业逐渐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胡锦涛、温家宝为保自己任内软着陆,不惜击鼓传炸弹,给房地产注资两万亿以救市,做大房产泡沫,以至于制造业加速萎缩,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仅5%,而房地产业达百分之百!在中共的操纵下,银行百分之八十的存款流向房地产,为了护盘,中共各级政府暗中禁止房产商降价;如今习近平经济上走投无路,不惜再次向房地产大注资,这就是最近中国房价逆势疯涨的原因。
对习近平来说,房价疯涨不要紧,但决不能崩,一旦崩了,银行就崩了,各级政府就没有钱维稳了……
但是房价不可能涨到天上去,涨得越高,跌得越狠,中国的空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在房地产的绑架下,各级官僚为了暴富,疯狂圈地、抢地、大搞开发、大上项目…为之疯狂借贷巨债,以至于2015年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达23.6% 远超美国,贵州、辽宁、云南、内蒙古,都超过了中共国自定的百分之百红线,如今地方政府负债已经失控,许多政府需要借债发工资…而中共国维稳经费自2010年起就已超过军费,2013年中共国维稳经费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大超过国防预算国防预算7201亿元,且每年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长。
中共各级政府维稳经费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早破产,现在全靠利益驱动官僚公务员,以暴力维稳,缺钱维稳则意味着管制危机,管制危机则意味着社会危机。
由于中共当局愚蠢地坚持邓小平的“一胎化”计生长达三十三年,如今中国的老龄化危机空前:35年前,中国儿童与60岁以上老人人数的比例为六比一。如今已接近一比二,由于中国的生育文化已遭长期的“计生”国策所扭曲以及生活成本高涨,如今习近平仍然坚持计生的“二胎微调”,根本起不到舒缓老龄化危机的作用,如今中国大陆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越日本,稳居全球之冠,随着年轻人口的加速雪崩,2040年,预计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8%。至本世纪中期,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四亿,以现有的经济承受力,中国的养老系统无可避免首先崩溃。
中国没有移民体系,空前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目前正急剧扩大,农村抛荒衰败,各种用工荒飙升,劳力成本高涨…这些又反过来大力刺激外资撤逃、制药业萎缩和经济滑坡。
日本尚有超一流的工业体系、品牌和核心技术,在老龄化的冲击下犹身陷困境,而“未富先老”,全无核心技术和世界品牌,畸形经济靠房地产驱动的中国,在世界独一无二少子化老龄化的打击下,会陷入何种悲惨的情形?会发生何等恐怖的社会动乱?可想而知。
总之,由于中共几十年的无道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已经积压如山、危如累卵,现在全靠中共强权暂时压住,一旦中共失控,危机必全面爆发。
其六,中共政权失控后可能的国际形势。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俄国和日本都希望中国分裂、甚至消亡。俄国历来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头号大敌,日本次之。俄国视中国为远东的头号威胁,巴不得中国分裂、灭亡,俄国迄今仍然觊觎中国东北;而日本则希望中国分裂,弱小,日本鹰派认为:中国人配不上这么大一片国土,大和民族更有资格做中国的东部国土的主人。
故中共政权失控后,俄国和日本很可能扶持对己有利的代理政客,并且支持中国的地区分离,以尽量扩大中国的内乱。由于习近平当局与日本安培政府矛盾日益尖锐,日本有望资助中国反对派,但一旦中共垮台,它必然会资助相反的派别。
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很可能采取“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
其中,德国和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最为一致,德国最有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转型。
中共政权已经来日无多
首先,中共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灭,“邓改开”也已经破产,因权贵掠夺成了令人憎恶的名词,习近平迄今在意识形态领域找不到出路,他同时高举“两个三十年”的做法,只能令意识形态更加混乱和虚假,也令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其二,在习近平任上,邓小平的“计生”国策积重难返,灾难性已经初现;胡温造成的经济崩溃,已经无可避免;暴力维稳的路子已快到头。
其三,习近平的“反腐”集权清洗,损害了对官僚公务员的利益驱动,导致统治集团上下离心,士气低落,高层派系清洗和“军改”,则把诸多有能量的高官逼到墙角,极易诱发不测之变。
其四,在习近平的高压指令下,各级政府对和平威权示威的镇压越来越野蛮和残酷,逼迫民众起来不择手段地反抗,整个社会象秦朝那样越来越缺少弹性;在习近平的亲自指令下,公知、律师、记者、异见人士遭变本加厉的打压,公民社会萎缩,官民冲突越来越没有缓和的余地,这是一种失控的趋向…这样下去,大规模群体事件必然爆发。
综合起来可知,习近平任上,中共当局气数已尽。考察共产党政权的气数,主要看三个变量:
一, 意识形态;二经济状况;三统治集的团结程度。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旺盛,且有共产党党迷信+毛泽东个人崇拜双保险,故饿死四千万人也没有危及政权。
“文革”后,毛泽东的神坛倒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所动摇,但邓小平狡猾地将毛共的浩劫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个人,并对毛泽东“三七开”,以此保住了共产党的声誉,并且邓小平走出了“邓改开”的意识形态新路,因此,否定“文革”也没有危及共产党政权。
八十年代胡、赵时期,大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军干部,深受胡耀邦否定毛泽东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精神所感染,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中共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另,而且当时的通货膨胀也冲击了老百姓生活,“官倒”令民众深恶痛绝,再加上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以及李鹏和陈云等顽固派之间激烈内斗,令中共的政权摇摇欲坠,1989年差一点垮了台——若不是邓小平侥幸长寿及牢牢掌握军队,中共必早在1989年倒台。
胡锦涛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完全破产,但经济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相对团结,因此可以“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习近平时期这三方面都不行了,而且问题比比1989时严重得多,所以说中共气数已尽,快要谢幕了。
那么,中共政权崩溃的方式如何呢?我以为以此种方式最有可能:短时期内多地接连爆发重大群体性事件,令维稳机器力不从心,政权失控,并倒逼产生“逼宫”或政变。
针对以上的新形势,海外反对派宜采取这样的策略:
中共士气空前低落,推进国内抗争升级的时机已成熟;海外民运必须尽快影响国内,变国内的无序抗争为组织抗争,才能对中共产生强大的压力,以造成“蝴蝶效应”;
旧的方式已经无用,海外民运应该在原有政党框架下尽快组建策应国内的行动小团体,而没有能影响渗透国内小团体的民运政党毫无用处,形同中共海外的花瓶政党;
中共垮台之前,民运政党组织的任何“联合”都是民运的大忌,民联和民阵的合并例子经典地表明:民运政党任何“联合”,都是民运内讧之源,惟为中共特务的渗透和挑拨大开方便之门;
新形势下海外民运必须改变以欧美为本位的地缘战略,把海外民运的重心转移到日本和台湾(日本的潜在优势,有条件(比如已有美国国籍者)的民运骨干,应设法移居日本和台湾);
新形势下海外民运的国际关系策略:
认清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头号敌人永远是俄国(前苏联),二号敌人永远是日本。
认清谁可能资助中国反对派,谁是中国反对派的敌人。美国是庇护中国反对派的头号国家,但是美国有绥靖中国旧政府的传统,她不可能大力资助中国民运;普京治下的俄国,不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因为中国民主化了必然亲西方,因此俄国绝对不会帮助中国民运,而只会支援中共。
日本虽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二号大敌,但是日本现在与中共的矛盾急骤尖锐,相互敌对的趋势很明显,日本的安培政府为了搞乱中共,很有可能大力资助中国反对派。因此,海外民运把重心移往日本,争取日本政府的资助,是很有希望的。
为此,海外民运不宜言论反日,以创造最有利的大局。
除了日本外,台湾绿营是另一最有可能大力资助中国民运的国际势力。民进党心里很清楚,中共不倒,台湾没有可能“法理独立”,而民进党和现今愈来愈多的台湾人已不满足现有的“事实独立”,而追求名正言顺的“台湾共和国”或联合国的中华民国席位,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应该支持中国反对派以搞垮中共。只有中共垮台了,台湾才有机会独立。
这就是事实上台湾绿营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反而超过台湾国民党的根本原因。而现今抱残守缺、胸无大志的台湾国民党是几无可能资助大陆民运的,大陆民运大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进党的支持。
为了争取台湾绿营,民运人士不宜攻击“台独”和民进党。
总之,中共气数已尽,垮台在即,海外民运苦苦蛰伏至今,如今反攻中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时候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中共党内“变天派”),取代中共,恢复大陆中华民国,重立五色旗...这是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
我已经论证了:中共之垮台,一定是地震式的突然垮台。针对中国国土面临四分五裂,边疆汉民遭少数民族屠杀的高危局面,一旦中共垮台,当务之急组织有效政府接管中共的烂摊子。由于之前中共当局高压党禁,且严打一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如无成熟政党接管政权,社会必然大乱,而归国的海外民运必陷入纷争内斗,导致新政权难产。
我以为这时候的上策是:紧急邀请台湾国民党回大陆接管中共政权,恢复大陆中华民国。因为他们有钱、有经验、有现成模式…有成熟的现代政党套路,这些,都是民运政敌不具有的,以台湾国民党的成熟和现成模式,再与大陆反对派的人才结合起来,才能够尽快组建有效的政府。
而且,这也是对“台独”釜底抽薪的上上策。
中共垮台后,越早建成有效的新政府,则裂土分疆和屠杀的灾难就越小。
如果台湾国民党连摘果子的志气都没有,执意要当岛民政党,那么只好由国内狱中民运、海外归国民运、中共变天派三方召集制宪会议,以恢复1912年中华民国、重树五色旗(五色代表中华传统五种美德:仁义礼智信)、实行联邦制为妥。
曾节明 成稿于2016.10.2丙申丁酉丁巳傍晚于纽约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