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30

袁伟时:“五四”百年之际的铭记与反思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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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1919年,为响应北京学生,上海也爆发学生游行。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13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3000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参加会后的游行示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引领了持续一个多月、覆盖中国一百多个城市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创造了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一段辉煌历史。
百年回首,有三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正义必须维护,国家独立不可侵犯。
对现代公民说来,正义——公民自由和国家独立是最高的是非标准。当时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践踏中国主权,是典型的侵略国。当年的日本青年在盲目的“忠君爱国”精神奴役下,成为军国主义者侵略别国的工具。反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就是维护正义。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赞扬之声不绝,赞扬的就是反侵略的正义精神。
1919年1月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一战结束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中国要求归还山东,但美英法三强最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引发了五四运动。
第二,公民自由不可侵犯,法治不能践踏。
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曾经手对日借款)的住宅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参加游行的少数学生犯下的罪行。行动的动机是爱国激愤。当时只有北京大学讲师梁漱溟大声疾呼:“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不幸,梁漱溟的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后,学生动辄罢课,有些学生运动暴力行动屡见不鲜,蔑视少数人的权利,沦为暴民专制的工具。据中央研究院吕芳上教授研究,从1919—1928年,138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中,发生暴力事件23件,占21.6%。他们烧报馆,抄部长的家,如此等等,罔顾法纪。
胡适、蒋梦麟等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920年5月4日,他们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沉痛地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
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学生的暴力行动由自发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比如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当时一些学生认为《晨报》的报道没有准确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就是站在敌对势力一边,于是把晨报社连同附近20多间房屋烧掉。而背后操纵这一行动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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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举着条幅游行。
第三,政务一定要公开。
五四游行示威,指斥曹汝霖、章宗祥(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驻日公使)是卖国贼,直到6月10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撤除他们的官职,运动才告一段落。
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真研究过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持平之论,都认为他们在处理中日事务中没有出卖过国家利益。检视他们一生的言行,不但不是卖国贼,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人士。抗战时期,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他们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28年瓦解,尽管政府领导人频繁更换,但都致力于收回国家利权,根本不是什么卖国政府。他们也渴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青岛和胶济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就以会上日本振振有词拿出来的“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来说,著名报人王芸生在1930年代系统研究档案后指出:日方提出用日本借款修筑胶济路两条支线,“中国方面乃提议将胶济沿线之日本兵撤至青岛等条件,以为交换……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一个被日本利用的失误,显然与卖国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此外,他们经手的西原借款条件也是优惠的。
民国北京政府被戴上卖国帽子,是国民党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辩护蓄意制造出来的,史家应该为前人辨冤白谤。政治家和公民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务一定要公开。要是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及时披露真相,从短期看,与示威群众坦诚沟通,有可能较快化解对立,出现政府与民间联手对抗侵略者的局面。而从长远看,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多数公民会较快成熟,冷静、全面、理性看待一切,抵制极端。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学会如何与示威群众沟通,造成恶劣后果,创巨痛深,值得深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1989年4月22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展示标语。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五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
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1.它萌发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它的基本内容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信念:自由(最早译为“人有自主之权”),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理性思维(科学)。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三纲六纪(六亲)为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反对拜倒在圣贤脚下,以他们的言论为是非标准。
3.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19世纪,它开始改变精英阶层的观念和知识结构。20世纪更硕果累累,推动了废除以三纲六纪为骨架的中华法系,移植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推动了废除以读经为中心的科举制,建立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体系;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语文合一,适应工商社会快速沟通和传播的要求;移植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揭露了三纲吞噬人性的本质,为公民的自由、平等铺路;击退了儒教写入宪法的诉求;推动文学革命,促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

警惕走回头路

快两百年了,新文化运动的追求尚未完全实现,出于不同目的的非议却甚嚣尘上。有三条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值得铭记的:
第一,识破走回头路的圈套。
思想、文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统一,众声喧哗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是有些言论或明或暗传播宗法专制毒液,人们必须提高警惕,特别不要要让他们毒害青少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中国应该以儒教为国教!”这是什么话?
第二,全面、冷静认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2019年3月22日,南京一所大学校园内,学生身着汉服为游客进行表演。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新文化运动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维。从此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解释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论者一再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为题撰文,强调以下观点:
1.在社会制度层面,自由、民主、法治是贯彻始终的现代人类共同价值,毫无妥协的余地,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在这里已没有发言权。
2.在非制度层面,多元文化是常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然淘汰。各方君子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价值的解释,最出色的也不过是有待时间检验的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3.移植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科,文学艺术的成就已远超前代。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被西方“殖民化”等等,都与实际不符。有些论者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口口声声维护本土传统,反对“殖民化”,不伦不类,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坚韧面对社会转型的长期性。
任何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都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由于历史积垢深沉,加上学习苏联的负面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中国共产党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循名责实,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所有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原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101697

2019-04-26

袁瑞娟为释放杨恒均致习近平主席的公开信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4月26日 综合报道)

(编者按:因大陆各平台无法发出相关内容,博讯从袁瑞娟的海外友人获取公开信内容,发布如下)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
我是中国公民袁瑞娟。国事纷繁,深知您日理万机。冒昧滋扰,实因情非得已。
夫君杨恒均(本名杨军)2019119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关时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拦截带走,他的老师及亲朋好友立即全力探求他的下落。第二天我收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通知,明示该局以杨恒均“涉嫌间谍犯罪”为由,对他实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于124向外界证实,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杨恒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为由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此事突如其来,于我犹如晴天霹雳。
夫君杨恒均大学本科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工作期间萌发作家梦,于1999年移民隐居澳大利亚,闭门写作,相继完成《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致命三部曲”,开当代中国惊险政治间谍小说之先河。然后重返校园苦读,于2004年和2009年先后获得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硕士学位和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互联网的中国结》,深入探讨互联网初兴阶段互联网、政府和网民(公民记者)之间扑朔迷离的复杂关系。在师从冯崇义教授攻读博士期间,杨恒均广泛接触中国自由派学者,也开始以自由民主理念指导网文写作。写作网络评论使他进入新天地,不能自已、一发不可收拾。他凭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托网络提供的新平台,针对中国和世界重要事件发表真知灼见,推动社会进步。而且,他的网络文章别具一格,将仰望星空的悠悠情怀与对底层民生的深切关注无缝对接,因而一时名声鹊起、应者云集,迅速成为网络大V。早在2008年,作家陈行之就对“杨恒均现象”进行考察,著文指出杨恒均“代表着当代社会积极思考并试图对现实施加影响的那种类型的人”。最近几年,他在国内结集出版的文集有《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过人间路》和《说中国》等。在2015-2016年间,数以万计的杨恒均同道(“粉丝”)自发组成数十个微信群,遍布中国50多个重要城市,在他的指导下风风火火地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这些微信群也引起有关部门担忧,杨恒均主动关闭并退出相关群组。
杨恒均以“民主小贩”之绰号名世,是一位典型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但也带来争议。庙堂中有人将他视为异端,江湖上将他视为政府洗地文人者也不乏其人。其实,杨恒均所发表的一千余万文字,基本底色是温和说理、理性争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杨恒均的文章在激进派看来不够解气、在保守派看来锋芒太露,完全不足为奇。作为一介书生,杨恒均不屑于“著书只为稻梁谋”,不可释怀于国事民瘼和民族命运,难能可贵。而且,他的那些持平之论或逆耳忠言,无论如何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当受法律保护。
杨恒均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被位于香港的民间智库“天大研究院”聘为高级研究员,主编《天大报告》,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中国。2017年到美国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尽管他已移民澳大利亚,但像千百万移居海外的华裔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充满这种情怀,天地可鉴。移民海外20年来,他从未与境外任何“反动组织”或情报机构、组织、个人建立联系,从未以任何方式进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以“涉嫌间谍犯罪”为由拘禁杨恒均,实在荒唐至极。
杨恒均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单独关押已经三个多月,对他的身心造成严重摧残。根据澳大利亚领事探视所得到的信息,杨恒均现在时常头晕耳鸣、血压增高、消化不良、行动能力退化、身体消瘦、甚至失忆!好端端的一条汉子被折腾为一位病夫,令我痛心不已、彻夜难眠。据信所有这些病痛,都是为了强迫他认罪而施罚所致。我从杨恒均的导师冯崇义教授那里了解到,他们师徒所秉承的是古来中国的士人风骨,体现于孟夫子笔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体现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刚毅人格,体现于“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与道义担当。杨恒均的座右铭是“从善如流、嫉恶如仇”。他有精忠报国之心,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志,不会轻易降志辱身。他在生活中给我展示的是宠辱不惊、得失不计、去留无意。我无法理解,我的国家何以要残忍地摧残忠良?难道是要在我的夫君身上制造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
因为我国没有司法独立,法律之上还有党政权威,我欲寻法律救济之途而不得,只好冒险犯难、向您求助:
第一,敬请责成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立即停止对杨恒均的任何酷刑。中国加入了近二十个国际人权公约,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除了对罪犯的法律制裁,该公约禁止以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或精神遭受痛苦的任何行为。杨恒均三个月来所遭受的疲劳审讯、剥夺睡眠、不准读书、不准交谈、不给放风等等,都是不可容忍之酷刑。有罪推定、强迫认罪、抓人逼供以罗织罪名、长期羁押毁人身心,都是有悖当今人类文明准则的野蛮之举。人性与生命之尊严必须护卫,法律本应是捍卫正义、造福于民的公平规则,岂可使之变成 同胞之间相残相斫之凶器?
第二,敬请责成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立即律师会见杨恒均。2013年入承大宝之初,您就明确提出要“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公平正义”。会见律师权利,事关最基本的程序正义。我和杨恒均聘请的莫少平律师和尚宝军律师,享誉海内外,具有坚定的法治理念、精深的法理知识、丰富的代理经验。
第三,敬请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核实冤情,并及时释放无辜蒙冤的杨恒均。显而易见,以莫须有的罪名羁押杨恒均,对我们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一冤狱严重伤害杨恒均和他的亲朋好友,也严重损害中国的形象和声誉。三个月来全球媒体深度关注这一事件,而且非议甚多。有司此举,实在是逆天背道,也陷您于不义。
不揣浅陋、沥泪陈情,不尽欲言,敬祈明断!

中国公民袁瑞娟

[博讯综合报道]  https://boxun.com/news/gb/pubvp/2019/04/201904261147.shtml


2019-04-13

中共如何利用民主摧毁民主—《无声的入侵》作者汉密尔顿专访(王晓玟)

2019-04-11

《无声的入侵》作者汉弥尔顿是澳洲驻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公共政策研究智库澳洲研究院的创办人,现任澳洲查尔斯史都华大学公共伦理中新哲学教授。(图源:维基百科)
《无声的入侵》作者汉弥尔顿是澳洲驻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公共政策研究智库澳洲研究院的创办人,现任澳洲查尔斯史都华大学公共伦理中新哲学教授。(图源:维基百科)

2500万,人口和台湾差不多大小的民主国家澳洲,为什么在短短不到15间,彻底被中国渗透?
澳洲学者汉弥尔顿描绘了被中国无声无息入侵的原因:
因为澳洲和新西兰环境开放,有大量中国移民,又坚守多元文化主义,是中共党国撬动美国同盟用以测试各种渗透与颠覆手法的练兵场。
列宁式宣传体系的作法,不是用他们自己讲的话去说服大家,而是让媒体无暇去报导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笔交易(购买媒体)充分显示了中国利用西方制度的开放性以及主流媒体摇摇欲坠的财务状况。
澳洲痛苦的经历,值得台湾深思警惕。
当澳洲最大的独立出版社Allen &Unwin打电话来说要延迟出版他的新书,澳洲学者克莱夫.汉米尔顿 (Clive Hamilton) 十分震惊。
「我相信,这是第一次,西方声誉卓著的出版社,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审查批评中国的书籍。当然,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我整本书的论点,」现任澳洲查尔斯史都华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伦理中心哲学教授的汉弥尔顿说。
汉弥尔顿去年在澳洲出版的新书《无声的入侵》,详细罗列了超过一千名中共的耳目、内线、间谍,全面渗透澳洲的真实事件。从政界到媒体,从大学到小学,从房地产到农牧业,澳洲的民主在中共「锐实力》入侵之下,显得天真脆弱,「简直就像童子军要对抗教父柯里昂,」汉弥尔顿比喻。
所谓的锐实力(sharp power)是指一个国家透过操纵性外交政策,企图影响及控制另一国家政治制度的行为,通常发生在威权国家想要影响他国的内政。汉弥尔顿说,锐实力和软实力不同,中共发展的锐实力并非要赢得认同和好感,而是利用华侨社团与新移民介入澳洲政治,扩大社会对立,让澳洲自乱阵脚。
根据澳洲当地媒体《法克斯传媒》(Fairfax Media)报导,澳洲议员曾认真考虑在议会特权下出版此书。
汉米尔顿的调查像是一颗深水炸弹,炸开了澳洲社会中最深层的焦虑: 当中共利用民主的开放性,渗透一个多元文化、开放包容的政体,我们该如何反击?当我们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我们是否同时秤斤论两出卖我们对价值观与核心利益的坚持?
66岁的汉弥尔顿,当他在书中清楚描绘了中共如何用民主摧毁民主时,很快被扣上「反华」的帽子,被指为重启黄祸论。
延迟出版的消息,早让此书引发国际媒体注目,《纽约时报》和BBC都报导澳洲异议之声被遏制(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1121/china-australia-book-influence)。新书去年二月一上市,更引发热切讨论,激化澳中关系。去年三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这本书「恶意炒作」和「抹黑攻击」(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342456)。
批评中国的书不少,但汉米尔顿在过去亲中的澳洲,大胆指出中国正企图将澳洲变为傀儡国家,短短十五年间,拢络澳洲前总理鲍勃.霍克、保罗.基廷、陆克文,将前政要变成中共的新买办,中国资金同时大笔涌入澳洲的农地、房地产、大学。无声无息间,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澳洲官界、学界、产业的最大金主,也成为澳洲第二大地主。汉米尔顿大鸣澳洲自由与法治的警钟,
「所谓中国因素,不只是香港或台湾的独特现象。这本书指出中国影响力扩及全世界,它所引发的焦虑也是全球的,」为中文版写序的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吴介民写道。
* 中国是澳洲的第二大地主
根据汉弥尔顿的访谈与调查,对中共而言,澳洲是西方民主阵营的软肋。近年来,澳洲人忧心忡忡看着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蜂拥而至:与党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扮演北京喉舌的媒体老板、从小被洗脑的爱国留学生等等。
澳国防部长菲茨吉本和刘海燕。(Public Domain)
澳国防部长菲茨吉本和刘海燕。(Public Domain)
澳洲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依赖中国的国家(编按:根据2015 Forbe统计,全世界最依赖中国经济的国家澳洲第一,台湾第二,南韩第三。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523344)。中国是澳洲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占澳洲出口高达34.1%。根据KPMG的报告,澳洲自2007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累计投资达9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逾1000亿美元。中国目前在澳洲拥有的农地,也仅次于英国,是澳洲第二大地主。
涌入澳洲的资本,汉弥尔顿担心,已对澳洲主权造成威胁。
「中国的朋友们喜欢比较,中国拥有澳洲资产的总量,实际上远不如美国和日本公司。但是事实上,美国人已经买了一百年,日本人也买了五十年,中国投资巨幅成长,不过是这十年的事。这900亿美元,有鉴于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这就代表涌入澳洲的中国资本是涌入美国的十二倍,」汉弥尔顿在书中指出。
再加上,澳洲超过2500万人口数里,华人达120万,占澳洲人口5.6%,大约和华裔美国人相当。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每年为澳洲的大学系统注入180亿美元。这提供了中共一个好机会,允许效忠北京的华人冠冕堂皇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名,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
汉米尔顿的消息来源之一、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政治事务一等秘书陈用林告诉他,中共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对澳洲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因为澳洲和新西兰环境开放,有大量中国移民,又坚守多元文化主义,是中共党国撬动美国同盟、用以测试各种渗透与颠覆手法的练兵场,」已寻求堪培拉政治庇护的陈用林在书中指出。
* 红色渗透政
难挡人民币魅力的澳洲政治人物,不在少数。
早在2016年,澳洲媒体就揭发工党明星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已沦为中共统战对象。他接受华裔商人黄向墨的捐款,改变他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他违反工党立场发言,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他最后被迫辞去参议员。曾撰文称呼「资金是政治的母乳」的黄向墨,也被取消永久居留权。
根据《法克斯传媒》与《四角方圆》的联合报导,和北京关系密切的华裔富豪黄向墨与周泽荣和其同伙,近年向澳洲两大政党,自由党及工党,捐献超过490万美元。
2017年6月14日,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国会议员索腾(Bill Shorten)拿出前外长毕绍普(Julie Bishop )与黄向墨合影,质询外交部和这名富豪的关系。(美联社)
2017年6月14日,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国会议员索腾(Bill Shorten)拿出前外长毕绍普(Julie Bishop )与黄向墨合影,质询外交部和这名富豪的关系。(美联社)
2009年,澳洲也有报导指出当时的国防部长乔尔.菲次吉朋(Joel Fitzgibbon)与中国女商人刘海彦过从甚密。她是手头阔绰的房地产投资者,和解放军总参二部有联系,长期慷慨赞助工党。Netflix影集《秘密之城》直接影射此事。
汉弥尔顿也披露,影响西方的媒体,也是控制海外华人大战略中精心规划的一环。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曾在2016年5月悄悄造访澳洲,和澳洲主要媒体签订协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钱挹注这些媒体,换取澳洲媒体刊登《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内容。《费尔法克斯》和《天空新闻》同意刊载和播送,《悉尼晨锋报》、《时代报》、《澳洲金融评论报》则同意每月夹带8页《中国日报》的内容。
列宁式宣传体系的作法,不是用他们自己讲的话去说服大家,而是让他们(媒体)无暇去报导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笔交易充分显示了中国利用西方制度的开放性以及主流媒体摇摇欲坠的财务状况,汉弥尔顿在书中评论。
即使对台湾读者而言,汉弥尔顿的发现,仍然骇人听闻。他直接点名澳洲许多大学的科技研究计划,间接助长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野心。
例如,澳洲研究理事会提供3年40万澳币的研究基金给阿德雷德大学,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作,该机构隶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而中航这间国企是解放军军用飞机的主要供货商,包括歼20匿踪战机、第五代歼31匿踪战机与无人攻击机。
又例如,悉尼科技大学和中国电科缔结伙伴关系,研究大数据,研究范围涵盖了行动感测、计算机视觉、云端运算、数据储存,用来改善国防情报分析与建立公共安全预警防范。「中国电科以其科技协助中共党国提升世界上最全面、最压迫、而且是针对自己公民的监控系统。而澳洲科学家社群那值得称赞的开放合作的文化,正在被利用,」汉弥尔顿写道。
* 刘晓波与鲑鱼
同时,北京不断撬起地缘经济的杠杆,善用贸易、投资、经济制裁、网域、援助、货币、能源和商品政策,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用经济这把老虎钳夹住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汉弥尔顿举例,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北京报复挪威,大幅减少挪威鲑鱼在中国市场的份额。2010年,日本在有争议的钓鱼台海域逮补一位中国船长,结果中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2012年,菲律宾反对中国入侵黄岩岛,有150柜的菲律宾香蕉被扔在中国码头上,任其腐烂。2017年,美国在南韩开始装备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中国针对南韩祭出报复措施,乐天宣布出售中国店面,撤出中国,首尔的中国旅客减少了85%,中国也封杀了韩国进口的化妆品、电器,并取消韩星演出。希腊和意大利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欧盟抛入中国的怀抱。澳洲的旅游业与观光业,同样容易受中国箝制。
资料图片:「再见了!」,刘霞手中的刘晓波影像。(路透社)
资料图片:「再见了!」,刘霞手中的刘晓波影像。(路透社)
「有人说,中共分支已牢牢深入澳洲各个机构的土壤,我们不能再连根拔起,但这首先取决于,澳洲人是否想从我们的社会中根除中共的影响?我们的天真和自满,是北京最大的资产。2016年俄罗斯联邦GDP是1.28兆美元,澳洲是1.2兆美元,到了2020我们的经济将比俄国还强,那为什么在俄国熊面前,我们老觉得自己是无尾熊?」汉米尔顿在书中大声疾呼。
汉弥尔顿强调,只要经济持续多元化,特别是与印度打造更强的贸易、投资、移民、留学生的联系,国防上四边安全对话—美国、印度、日本、澳洲之间非正式的安全伙伴关系—能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抗衡力,就能勇敢站起来抵抗北京的经济欺凌。
* 无尾熊的反击
去年,澳洲国会通过了《反外国势力干预法》(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0629/australia-security-laws-foreign-interference),许多汉弥尔顿在书中描述的,澳洲人被中国反利用的行动,将面临10年到20年的刑期。新法案正式增加了38条新罪刑,包括替外国政府窃取商业机密,同时扩大对间谍活动等罪行的定义。新法虽然不禁止外国捐款,但要求外国游说团体登记注册,接近目前美国作法。
全世界都在看,无尾熊是否能击退红色渗透。
对台湾而言,哈密尔顿的观察和著作,提供了理解中共战略思维一扇难得的窗。
以下为作者专访摘要,部份融合书中段落:
Q: 为什么你原本的出版社要延迟出书?
A: Allen&Unwin是澳洲最大的独立出版社,出过我之前8本着作。但这一次,他们害怕北京的报复,所谓的报复,并不是直接的威胁,而是程序冗长、要价不菲的诉讼。我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新书得延迟,但对作者而言,一但延迟出书几乎要重新改写,以符合时势,而且也没有保证一定出版,这本书等于是被放弃了。所以,忽然之间,我没了出版社,其他出版社也不敢靠近我。被3家出版社拒绝后,最后,我找到Hardie Grant,他们愿意出版,因为他们相信言论自由,因为他们相信澳洲人应该读这本书。
我接到电话时,当然很震惊。中共的阴影竟然已经足以令澳洲一家独立的出版社进行自我审查。当然,这也直接证明了我整本书的论点,中共正在和澳洲的民主对撞。
Q:出版后对澳洲社会和对你有什么影响?
A: 新书上市后第一天,我就被攻击是一个仇外的种族主义者。过去许多年,作为澳洲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一直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我来自澳洲政治光谱上的偏左。当然,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意料到会被贴标签。但是,我的一些华裔澳洲人朋友告诉我,难道不写出来,还有其他方法吗?
在这本书,我不断强调,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不是关于中国人民的书。不过当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两者混为一谈,才能合理化他们的爱国叙事。所以任何针对中共的批评会被诠释为针对中国人民的批评。
对刚刚到达西方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国家和政府的区分,是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而对民主社会来说,这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确实掌握了此一区别,就会愿意成为党的批评者,而不会感到自己在叛国。他们甚至会成为爱中国但讨厌中共政权的异议人士。
针对我种族歧视的最佳反驳就是,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了。难道台北的出版社仇外吗?是种族主义者吗?但是在澳洲,仍然有很多华裔澳洲人都没有读过我的书就攻击我。这就是这本书里描述的党国宣传机器有效率之处。
Q:你是指,在120万华裔澳洲人当中,对你新书的态度十分分歧?
A:是的,十分分歧,这是因为在华裔澳洲人这个移民社群,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十分分歧。
Q:你会怎么描述中共眼中的120万华裔澳洲人和超过5000 万的海外华人?
A:中共非常努力要赢得海外华人的心和灵魂,来成为北京的代理人、北京的政治武器。在澳洲,中共很成功地赢得华语媒体为北京的利益发声。
同样地,也有忠于澳洲的华裔澳洲人非常担忧、厌恶中共在这片自由之土上的影响力。毕竟,他们就是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才移居至此。
Q:为什么北京的代理人可以在澳洲政治、媒体、学术机构、商界畅行无阻?
A:我想有很多原因。
许多年来,有影响力的澳洲政治人物都很支持中国政府。有一部分是要改善华人的地位,另一部分,较年长的智识份子一辈,对毛派思想仍然怀有浪漫憧憬。这铺垫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与思考。我们的前任总理们,常常成为中共的买办。
第二个因素是,反美情绪。有些澳洲人欢迎中国崛起,来制衡美国。
第三个因素是纯粹的财务诱因。很多商人在中国赚了大钱,或是靠拉拢中国人赚大钱。所以澳洲政府也就不管。
第四个原因,是在华裔澳洲人这个社群里,有些人就被吸收为党工作,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因为爱国心。
我一个情报来源告诉我,在国立澳洲大学里的中国学生会,会长是被中国大使馆任命和批准的,大使馆也会给钱,去开宴会或是邀请讲者。中国政府想要操控学生,有相互得利的关系。但是没有合同,没有人下笔签下这桩交易。学生会的领袖知道,但其他学生不知道。像是之前在澳大的校园里,中国学联会长要求校园药房不能有《大纪元》,校方就没有任何反应。我的情报来源反问我: 你们的学校太自私,他们想要中国学生的钱。大多数中国人对达赖喇嘛感到不快,可是谁给我们权利要求别国不准欢迎他?我的情报来源还问我:如果澳洲华人开始利用他们的人数优势来选澳洲领袖怎么办?现在只有一百万人,我们可以给你送来两千万。
所以原因很复杂。
Q:在反美情绪这一点,你认为北京容易复制在澳洲这一套到其他有反美情绪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吗?
A:我想是的,但是必须先说明,中共会依据每个国家的情况来打造渗透策略。
在澳洲,我们有非常大的中国移民社群。在日本或拉丁美洲相较,华裔就比较少,这种情况下,中共会比较倾向采用经济手段。但是,即使是在非洲,也有人开始把中国因素当成一种新殖民主义。
Q:要对抗无声的入侵,最佳的策略是什么?
A:在澳洲,过去一、两年来我们的联邦政府制定了《反外国干预法》。国会去年也通过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立法,针对去中央化的微间谍活动有了更现代的法律框架。很多我在书中描绘的间谍活动、阻碍我国政府民主程序的活动,都将被判刑。我想北京会告诉他们在澳洲的代理人,必须更小心行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成效。这必须仰赖政治领袖有意愿,并且投入资源去抓到罪犯,交由司法判刑。
政治的钟摆效应也会回到比较绥靖主义、讨好北京。北京不会就这样走开。我认为,正因为我们现在拉高警戒了,北京会增加资源加紧控制澳洲。在堪培拉,这样的意识比较高了,但是在伯斯、布里斯本其他城市,需要保卫我们自由的警觉意识还很低。
最好的防范策略,来自一个知情的大众。澳洲人民有多了解中国因素?有多警觉?有多少决心要捍卫我们的主权和民主机构?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本节目由RFA中文部与台湾网络媒体「报导者」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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