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社长：当前经济形势“十问”

 （转自微信）Original 清和社长 智本社 2023-06-11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提出十个问题，与经济学界、广大社友共探讨。

 

一问：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投资需求，而容易忽视消费需求。历史上，几乎每一轮总需求不足，都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处理的。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典解释是，以政府“投资诱导”促进私人投资需求复苏，带动家庭收入及消费增长，最终烫平经济周期【1】。若国家自由市场中，竞争性政府的债务和货币受刚性约束，逆周期调节政策可以作为私人用品纳入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但是，当下软约束时代，公共债务与投资过度扩张，推动名义价格上涨，难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实收入，反易造成通胀、债务风险和资源浪费。弗里德曼用真实价格、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揭穿了这层面纱。

实际上，总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资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费需求不足，更准确说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投资扩张最终依靠消费来化解，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当出口下降、内需疲弱，大规模扩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因此，当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关键不在继续刺激投资，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

 

二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今年一季度社融开门红、信贷创纪录，宏观经济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的。从两个指标来判断：

指标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输通胀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小，相当于真实利率上升、货币收缩。

今年，中期借贷利率没有下降，LPR也没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真实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相当于加息1-2个百分点；真实融资成本反而增加，真实偿债负担、房贷压力反而增加。可见，今年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或结构性是扩张的，但是在市场中实际效果是收缩的。

通常，通胀稀释债务，实际偿债下降，而通缩推高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一般，美联储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要跑赢通胀率；抗通缩，则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中论证了大萧条蔓延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收缩货币供给【2】。

美联储过度紧缩政策“额外”地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加速价格下跌，增加偿债负担，恶化债务风险，导致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螺旋”。

指标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跑输GDP ，即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说明财政在收缩。

去年，GDP同比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还是跑赢了GDP增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只有0.6%，远低于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9万亿，发行进度50%，低于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转负，进入收缩区间。

以上两个指标说明今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表面上在扩张，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核心问题是，决策者对当下的经济复苏界定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继续扩张投资，还是调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低通胀、高利率反推真实利率和债务负担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三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受约束，到底过度举债问题，还是难以纳入经济学一般性原理解释的问题？

 

今年社融开门红，投资却弱开局。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弱于往年同期，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当前，政府投资受多重约束：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二是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购买力不足；四是上游产能过剩；五是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约束之下，财政和货币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陷阱，大量货币在银行里空转；二是公共支出乘数效应下降，不少债务融资借旧还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当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失效，财政需发力【3】。当前，LM曲线斜率趋平、右移惰化，但债务投资为主的财政扩张受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明显下降。

宏观经济政策受多重约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过度举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还是难以获得经济学基本原理支撑的问题？

 

四问：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所致，还是下游家庭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这轮从上游到下游的价格下跌正冲击而来，导致整条产业链利润下降，抑制了投资信心恢复。企业忙着清库存、出售亏本业务、甩卖劣质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贷款、投资和雇佣，进入“白忙”模式。这是今年投资疲弱、就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这轮价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与下游普通家庭消费不足构成双重“夹击”。前者是投资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后者是家庭购买力不足积累的长期因素。

每一轮刺激政策退潮后，经济便进入价格下跌周期。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并未增加家庭的真实购买力，而价格扭曲引致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出口回落，国内需求又无法消化产能，企业主动降库存、价格出清。

这轮价格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购买力长期不足积累的消费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核心通胀率近一年没有超过1%，5月份只有0.6%，说明家庭购买力不足。

今年消费复苏呈口红效应和分化效应：需求弹性弱的日常消费、低价消费反弹，需求弹性强的可选消费、大类消费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业没有明显改善，日常消费和旅游消费抢占了家庭购买力，汽车、手机、家电等大类消费更难。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购买力，才能彻底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五问：长期低通胀格局与广义货币快速增长是否构成矛盾，对国民经济是好是坏？

 

广义货币近十年增加170万亿，近三年增加80万亿，货币投放持续加速，但GDP逐步减速，CPI维持低位波动，核心通胀率呈疲软态势。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动，核心通胀率近三年未超过1.5%，与PPI、GDP走势相关性明显走弱。

这种长期稳定却未充分反馈经济周期的价格，对国民经济与消费福利是好是坏？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此后他大量分析美国金融历史数据后得出结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其对通胀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过，美国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国2012年-2023年，大规模货币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共存，货币主义遭受挑战。其实，只需将货币供应量调整为货币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释。

涓滴效应和反向涓滴效应失灵，到底是科斯定理、经济学的失败，还是现实经济的失灵？

货币供应量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的背离，说明经济结构性日趋固化。大量货币在流入金融、房地产、基建等结构性市场，资产价格通胀或资源浪费，而下游消费市场、家庭部门成为货币匮乏部门，长期紧缩。这就是结构性通胀（通缩），投资部门通胀，消费部门紧缩。

所以，长期货币扩张下的低通胀格局，经济结构趋于固化，价格机制趋于钝化，而价格不张则易弱化对供需的调节，无法警示与调节风险。只有打破货币、财政、产业体制及其政策构筑的货币“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价格活力与货币力量。

 

六问：只有救房地产才能救经济吗？

 

房地产周期似乎决定着经济周期。拯救房地产意味着拯救家庭资产、地方债务和私人投资，降低银行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过度衰退。

但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巨大，刺激性政策只会押后然后快速放大风险。如此，房地产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境地。

有人试图找新产业、新市场，如新能源、新制造、新基建，替代房地产来托举与拉动国民经济。

其实，房地产市场陷入“两难”，本已说明问题。试图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产业以带动经济狂奔、资产膨胀，此产业思维乃计划思维。若找到第二个替代产业，狂奔几年后定然也是债务高企、进退失据。

实际上，最大的市场是消费市场。若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80%，以14亿人之购买力，足以拉动大量产业快速增长，消费福利和经济规模均大增。国民经济便从房地产是解脱出来，进入内生动力的正反馈、正循环。

换一个思路，从计划经济到自发秩序，一切阔然开朗。

 

七问：这轮人民币汇率下跌对降息操作的影响有多大，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今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内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扩大推动资本流动。那么，这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对市场期盼的降息操作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通胀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贷利率并未下降，市场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胀率，这意味着市场真实利率上升、偿债成本上升。价格下行周期叠加真实利率上升，债务-通缩螺旋机制或得以强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应对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动，是否有降息拖累汇率的担忧？如今，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

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显示，在国家转型早期，国内资本匮乏，资产价格低迷，政府选择压低汇率价格以吸引投资、刺激出口。当国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厂”，国内资本日渐富余，甚至央行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信贷软约束引致资本过剩，资产价格膨胀，并在特定的汇率机制中累积成“堰塞湖”。而原本低汇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资本外流与泄洪的风险因子。当汇率被动快速下跌时，降息降准的外部空间被压缩。于是，特定机制下的汇率陷入“两难”。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弃保汇率或将汇率风险置于债务风险之后，坚持宽松到底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观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金融市场出现“戴维斯双杀”。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涨和石油危机的双核冲击，日元汇率崩溃式下跌；今年，在经历山穷水复后，似有柳暗花明之势，持续货币“输血”最终得以提振通胀，日股开启牛市。

然而，中国今日之金融条件，与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三轮暴力去杠杆、极限挤泡沫后，日本央行在资产价格超低周期中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之“魔盒”。同时，日本在90年代末实现了汇率自由化。此后，日元汇率作为一种有效的国际价格机制，持续地调节国际收支，不断地释放宽松政策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当前，中国处于资产价格与债务之巅峰，非自由汇率并未有效地警示与释放风险，若放弃保汇率而大规模降息，以保债务、保资产与保增长，后果可能是股债汇楼“四杀”。

那么，汇率约束到底是好是坏？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蒙代尔在其论文《固定与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阐释了开放条件下货币与财政之策【5】，后被克鲁格曼概括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误人不浅。从价格理论来看，“三选其二”为伪命题，浮动汇率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释放和调节资产累积风险，同时约束货币和财政过度扩张。

所以，汇率“两难”格局，如地方债、房地产，既增加了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问：A股长期过度“稳定”，到底是股票市场本身的问题、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

 

与美国股市明显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体现结构性。那么，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还是一直走“独立行情”？

其实，当经济基本面进入景气周期时，A股对这一信息并未充分反馈，周期性波动不大，但结构性颇为明显；当经济基本面进入非景气周期时，A股相对有效地反馈这一信息，但仍存明显的结构性。

其中的原因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部分源自宏观政策层面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资金传导，进而形成结构性涨势，股市最终呈现结构性的反馈。可见，A股还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只是其反馈的重点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结构性上。

除了经济基本面，A股的前景对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价完全由市场做主，投资者“用脚投票”。全面注册制改革旨在将选择权、定价权下放到市场，而这次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交易所的市场化。

当前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投资银行、直接融资较弱。这种金融市场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投融资市场，股票市场一边为中产家庭提供理财渠道，另一边为企业尤其是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投资银行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难题，与当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是否有关系？能否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实现更加充分的金融竞争？

 

九问：“强投资、强出口”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转化为“强消费”，该经济模式还能否延续？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出口创汇获得更多资本，国内资本逐步从匮乏到富余，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福利提升，最终构筑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内外一体化。

萨缪尔森在其《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等多篇论文中，基于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相等【6】。

林毅夫借此理论推测，只要持续对外贸易，国内资本逐渐富余，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美国趋于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国。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资本匮乏价格高，劳动力丰富廉价，美国则相反，资本富余廉价、工资高，要素价格差驱动两国贸易，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性的要素均等化确实在两国之间发生。随着外资与外汇大量进来，国内资本快速富余，与美国资本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与美国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速度，远低于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换言之，资本快速增长为何没能推动家庭收入快速增长？

该理论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相当于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交易费用越低时，出口创汇带来的财富增量，转为劳动者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贸易腾飞的时代，这个趋势颇为明显。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趋势。此后三轮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竞争性资源型经济体和下游银行、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经济体，愈加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

如此，强出口换取丰富的资本以及货币扩张创造的名义货币，大量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流入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当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跑输资本扩张的速度，“强投资、强出口”无法转化为“强收入、强消费”，经济内生动力和家庭消费福利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国超过80%，成功转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观经济依然是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的结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40%，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的20-30%；消费占比只有50%多，低于国际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从强投资转向强消费，将强出口换取的富余资本、无效投资节省的大量资本转移到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问：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是继续实施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时候考虑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基于“强投资、弱消费”的经济结构性，以及扩张性政策强化的杠杠率与弱化的内生性，建议启动国民收入计划，实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的微观经济政策，替代过去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民收入计划包括：一是通过国企利润、增发国债、节省基建投资三种方式，直接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现金，考虑每年1万亿，连续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三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四是大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金额度。

国民收入计划，旨在短期内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缓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须上升到制度改革层面。

当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发国债、是否拯救房地产，而忽视财政、货币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人们对公共政策失效的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公共选择的过程、逻辑以及与之形成的制度【7】。换言之，与政策调整相比，更需要关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

例如，地方债务风险，是债务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还是跟地方债务软约束和银行信贷软约束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收缩和过度的债务抑制政策，是抑制风险，还是可能诱发风险？

地方债、房地产和汇率的“两难”，说明政策空间更加狭小，亟需通过改革来突破。比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比“以时间换空间”更有效的是，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土地、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收收入改革，从基建投资转向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问”，抛砖引玉，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以增进国民经济、家庭收入及消费福利。

 

参考文献

 

【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4.

【2】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巴曙松、王劲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3】大衰退.辜朝明.喻海翔译.东方出版社.2016-12.

【4】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胡雪峰、武玉宁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2.

【5】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3卷）.罗伯特·蒙代尔.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1.

【6】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Samuelson, Paul A. Murray, Janice.MIT Press.2011-1.

【7】同意的计算.詹姆斯.M.布坎南.图洛克.陈光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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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六四国殇34周年祭

 作者： 冯崇义  2023年6月3日

 备注：

作者冯崇义教授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负责人。其在澳洲媒体上多次表示北京当局试图影响澳洲政治、控制中文媒体。2017年时，冯崇义来到中国希望了解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被捕的律师情况，结果冯崇义被中共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离开中国，后来中共当局又将其放走。（摘自“维基百科”）

 

（正文）

一年一度拜祭六四亡灵的日子又已到来，又一次感受心灵深处那无法抚平的伤痛。手上沾有六四屠城鲜血的中共政权和窃国大贼，依然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国运不济，吾侪命途多舛。苍天有眼，当助吾侪早日讨还公道。

34年前，投身八九民运的亿万男女老少，没有人会想到中共强加给中国的极权制度会延续这么久。投身这一运动的老中青三代人几十年来饱经风霜，当年的老年已花果凋零、当年的中年已白发苍苍、当年的青年才俊稚嫩少女也已华容不再。

1989-1991年间，世界十几个共产政权在“苏东波”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坍塌，这种历史剧变曾给世人带来狂喜。人类在17世纪以降建立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纪遭遇两大劲敌的严峻挑战，一是共产主义、一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挑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彻底失败。1989-1991年间世界十几个共产政权的崩溃被世人视为共产主义挑战的彻底失败。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分别以种族理论和阶级理论支撑的乌托邦都已灰飞烟灭，哲学家福山当时合乎逻辑地宣告“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核心价值和制度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极限，别无选择、无可替代，任何别的选择都只能是令人鄙夷的低劣选项。

不过，于今回眸人类30余年来的历史进程，我不得不说，中共政权1989年通过六四屠城而生存下来、发达起来，这一事变对世界的影响力，至少与苏联的崩溃旗鼓相当，甚至于更大。

“苏东波”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冷战

苏联及其卫星国共产政权的崩溃使“自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居主导地位的世界各国）大喜过望，朝野上下陶醉于“不战而胜”的狂欢。的确，这种地缘政治的剧变解除了区隔两个世界的政治铁幕，使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遍布全球、无远弗届。自由世界匆忙宣告“冷战的结束”，热烈拥抱自天而降的经济机会、尽情享受滚滚而来的市场红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在欢歌笑语中四面出击。

然而，“冷战的结束”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苏东波”所展示的事实是，早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踏上从良之途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了，而最野蛮、最顽固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依然存在。既然冷战被定义为共产政权与自由世界在避免正面热战的格局中进行生死较量，那么，在中国等五个共产政权仍然与自由世界进行生死搏斗、终极较量的当口，怎么能够宣告“冷战的结束”？！中共政权调动十四个集团军、二十几万野战部队镇压在八九民运中和平请愿、争取惩治腐败结社自由等有限目标的学生和市民，而且在六四屠城之后对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算，难道还不足以向自由世界展现这个政权与自由民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邪恶本质？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宁愿交出政权也不动用军队屠杀示威民众，中共政权对并没有提出政权诉求的和平请愿民众却大开杀戒，难道还不足以向自由世界表明中共政权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更为歹毒？

实际上，中共政权统治集团以牛刀杀鸡、动用几十万野战军和机枪坦克在北京城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正是为了制造中国民众和自由世界对它的恐惧，从而不敢正面挑战这个邪恶政权。中共统治集团如愿以偿，成功地挡住了“苏东波”，中国也就取代苏联而成为世界专制政权挑战自由世界的大本营。显而易见，冷战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以新的阵势和新的方式展开。“苏东波”最多只是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冷战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世界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冷战中，自由世界体态依旧，只是阵营扩大了、战斗意志衰退了；共产主义阵营缩小了，而且大本营从莫斯科转移到了更加狡诈的北京。

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本是为了阻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吊诡的是，鉴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中共政权在依靠血腥镇压和红色恐怖稳住阵脚之后，在非政治领域向中国民众和自由世界做出重大让步，特别是正式为“市场经济”正名、将“计划”和“市场”都当成实用的中性工具。而且，为推进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邓小平下令禁止“姓资还是姓社” 的争论，为后极权党国资本主义大开绿灯。

中共统治集团确实是将“计划”和“市场”都当成巩固中共政权的工具，而不是在价值层面真心诚意地拥抱以私有产权以及其它基本人权为基础制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共经济路线的这一转变，其效果立竿见影。就中国国内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起，为红色恐怖所笼罩的广大中国民众选择了明哲保身的政治冷漠，在中共党国所出让的经济空间里苟且偷生。资本主义的神奇力量居然在党国体制中也促成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亿万民众凭借他们的智慧各显神通、迅速脱贫而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共政权在共产主义已经失魂落魄的世代，竟然能暂时获得长期的政治安全。

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的收获更大，居然在第二次世界冷战中占上风。而中共政权之所以能够占上风，无疑是因为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自由世界丧失了迎战共产邪灵的政治意志。自由世界在当时迫不及待地宣布“冷战的结束”、欢喜若狂地将共产中国接纳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只有两种解释。一是被市场诱惑、发财机会和经济全球化蒙住了双眼，对中共政权的共产主义本质模糊不清。一是虽然对中共政权的共产主义本质了然于胸，但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而故意执行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

穷凶极恶的中共政权与唯利是图的自由世界联手，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当然不是对手。这样一来，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迅速转入低潮，海外民运也被迅速边缘化，而且因为资源的极度贫乏而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分化和分裂。坚定的民运人士在这种恶劣的生态中高擎自由民主旗帜苦支残局、苦斗求存、百折不挠，弥足珍贵。“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等团体风雨不改、每年六四纪念日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声势浩大的烛光晚会，表达“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政治诉求，举世瞩目。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迂回路径与最后冲刺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在六四屠城十年之后重返议事日程。1998年下半年，浙江、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民运人士相继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揭橥“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等宗旨，在共产中国开正式创建反对党之先河。1999年4月，全国各地上万法轮功信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地北京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请愿，预示大规模民众街头运动将重现神州。1999年中共执政50周年前夕，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络上发表，大声疾呼必须以体现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彻底取代祸国殃民而且被世界历史淘汰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标志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和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形成。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虽然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但是共享自由主义核心价值，有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自由派（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草根维权人士等六路人马。他们既在实体世界扮演中国民间的领导力量，也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意见领袖”。

进入21世纪，被中共后极权党国镇压下去的中国民主运动以新的阵容、新的思想武装、新的话语、新的行为模式，浩荡呼啸于大江南北。基于新的环境和条件，新的中国民主运动在相互呼应的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依托互联网以及《南方周末》等开明传统媒体，展开中国自由主义深入而系统的思想启蒙，使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的观念水位。另一条战线是遍及城乡各行各业、结合民生和政治各种具体议题的维权运动。“群体事件”在一些年头高达20万起，一些“群体事件”的规模高达在万人以上。2003年港人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2008年3月14日藏人为纪念1959年3月10日武装起义49周年而在拉萨等地举行集体示威、2009年7月5日维吾尔人在新疆乌鲁木齐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中国政府善待在沿海地区打工的维吾尔劳工，都是维权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当然，政治变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促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想法，当今已被视为“中国幻觉”广受诟病。这种诟病的事实依据是，自由世界接纳共产中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让共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制造业搬到共产中国，将资金和技术转到共产中国，向共产中国敞开市场，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却没有带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相反，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使中共政权所能收割和支配的资源倍增，也使中共政权巩固自己的信心倍增。中共政权将它所收割的民脂民膏用于暴力维稳，用于数码极权，用于支持国际上的专制政权，用于大外宣，用于对自由世界的思想和政治渗透，用于树立依靠专制政治和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时代迅速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中国模式”，用于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和制度的全面挑战，与世人所期待的政治民主化完全背道而驰，俄罗斯等一些本来已经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反过来向共产中国看齐而陷入政治倒退。相比之下，自由世界反而要严重依赖专制国家，依赖中国制造业、依赖中国市场、依赖俄罗斯能源。与此同时，赞誉“中国崛起”、唱衰“西方没落”的声音即便在自由世界也甚嚣尘上。

支持中国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天真幼稚？自由世界接纳中国变成养虎为患，是否咎由自取？应该说，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有促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潜力。伴随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以中国公民社会为社会基础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转化为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权益的维权运动，都表明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潜力。但是，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不会必然或自动地促成中国政治民主化。民主化是政治，是基于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自由世界在过去30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在于，以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中国政治民主化为借口，几乎是无条件地与中共政权合作而谋取不义之财，没有将中国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没有给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必要支持。

实际上，2012-2013年习近平接任党、政、军大权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和遍及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都达到高峰，可以说是形成了于后极权中共党国相抗衡、与中共党国的维稳体制势均力敌的局面。维权运动的原初目标，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从事个案行政诉讼和群体抗争、落实各种具体的利益诉求，进而逐步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但是维权人士在与维稳体制的反复博弈中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整体的政治民主化，各种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根本无法实现。从2008年《零八宪章》的发表到2013年春天在中国官媒上展开的宪政之争，中国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宪政共识。当时很多人将宪政民主视为未来中国的唯一选项，形成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三大宪政思潮相互激荡的动人局面。如果形成良性朝野互动，中国当年便可朝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方向高歌猛进。

不幸的是，中共政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落入了顽固的极权主义者之手。习近平立稳脚跟之后，为了保住中共党国的红色江山、阻断只有一步之遥的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全面启动中共党国的极权机制、竭力重建中共党国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实施极权复辟。这厮集黑帮头子和邪教教主于一身，执政十年以来一直祸国殃民、恶贯满盈。他带领其僚属仆从、爪牙打手胡作非为，推行严刑峻法、迫害政敌无辜、摧残公民社会、窒息公民言论、激化民族矛盾、恶化台海局势、摧毁香港自治、亲自部署隐瞒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大瘟疫、使中国经济陷于绝境、使中国与文明世界尖锐对立。

习近平的极权复辟，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伤害。而这位独裁者始料未及的是，他按照极权逻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遭遇强力反弹。在国际上，自由世界终于如梦初醒、亡羊补牢，开始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告别投降主义和绥靖主义错误路线，联手回击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2017-2018年是自由世界应对中共政权战略转变的分水岭，其标志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主要针对中共政治渗透的《外国影响透明法案》和美国政府制定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此后是实际上承认第二次世界冷战的现实，以不宣而战的方式迎战中共政权，涉及贸易、投资、科技、信息、情报、外交、军事等一切方面。2021年12月美国政府主办官方全球民主峰会，与在丹麦举办的民间民主峰会相映成趣，更明显不过地表明自由世界正在结成世界民主联盟，在全球范围内与专制阵营、特别是中共后极权党国展开全方位较量。

在中国国内，面对中共党国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没完没了的蒙昧折腾和令人窒息的监控封控，面对资源枯竭和千疮百孔的生存环境，面对破产失业等各式各样的民生灾难，面对备受欺凌而无法言说无处伸冤的悲惨遭遇，觉醒的民众再也忍不可忍。2022年10月13日民间意见领袖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等横幅，立即在全国各地以及全球华人社区得到广泛呼应。2022年11-12月间以“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两大口号惊动世界的“白纸革命”，迅速波及全国21个省市的近100个大中城市，而且在留学生及华人移民聚居的世界各大城市得到热烈的响应。这些政治行动表明，中国已经完全具备爆发“颜色革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当然，“白纸革命”与“颜色革命”还有相当距离，还没具备成功的“颜色革命”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特别是担任动员和协调责任的强大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由政治反对派、体制内外知识精英、新兴社会阶层和体制内开明派组成社会大联合、形成扭转乾坤的合力。

总而言之，面对中共暴政，觉醒的中国人仍然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的中国而战。而且，这支反对中共暴政的队伍，除了遭受中共政权戕害的各类冤民，在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中改善了经济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还有很多人因为权利意识和宪政观念的生长而视习记中共党国为寇仇。即便是在中共上层，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派，与完全无视个体人格尊严的习近平极权派，也已经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习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党魁终身制并装神弄鬼大搞个人崇拜，更是招致天怒人怨。我一再强调，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终究心劳日拙、内外交困，无法将中共党国传给难成气候的红三代，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习近平登基以来的一切倒行逆施，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在穷途末路上的垂死挣扎。继承八九民运未竟事业的中国仁人志士，正满怀必胜信心创造朝野上下联手倒习倒共、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新契机。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习近平登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摧残中国公民社会和健康力量，使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极权社会倒退。但是，习近平无法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注定是亡国之君。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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