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第一部分：转自“中国数字时代”。第二部分：附后的全文是根据英文自动翻译后略为整理。两篇的原文链接附后
1.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拯救民主》撰写的序言
今年底，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出版了他的新书《拯救民主》。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为该书作序。12月13日，知名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刊登了林培瑞所撰写的序言《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文章指出，目前西方世界往往误判中国模式及其与民主国家的互动，忽视了所谓“新冷战”中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开篇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外界长期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奇迹”，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会推动政治自由化。但秦晖的观察并非基于奇迹，而是基于现实：“数以亿计的低薪劳动者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本土工会、也没有独立法院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但却拥有一支极其高效的警察力量。”
林培瑞引用书中观点表示，秦晖认为这种体制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极大加速经济增长”。他在文章中称，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政府、与之相联系的精英家庭及部分外国企业。
文章核心提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即一种制度性优势，而并非仅限于低工资：“当一个威权政府在包含一个或多个民主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中运作时，它在经济竞争中具有优势。”在这种结构下，威权体制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压制异议、忽视环境与劳工权益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原文中描述道，这种制度优势在与民主经济体交织的全球市场中尤为明显，因为“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提供资本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提供消费市场，而‘低人权’的合作伙伴则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一个以威权政府来维持稳定的体系。”这种“共生”关系短期内令双方受益，却可能使民主一方面临长期被削弱的风险。
林培瑞补充，历史上类似现象也曾出现。例如，文章中提到一位秦晖当年同事的表述：“今天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或技术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一种近乎奴隶劳动的制度’。”林教授这句话虽令人震惊，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
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谈及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时，林培瑞援引秦晖观点称：“西方人说他们必须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其中——而且中国正在获胜。”西方往往未意识到，新冷战已在经济、技术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凭借“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此外，文章分析西方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应对存在分歧。美国国内左派批评“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善工人福利，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寻求更多自由，但双方均未充分理解中国体制下既缺乏自由又缺乏福利的现实状况。“双方都未能充分理解，在中国，被剥夺权利的人群既缺乏自由，也缺乏福利。”这一观察表明，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战略评估仍然存在根本性误读。
林培瑞在序言中也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民主思想的接受与阻碍，指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理念便曾在中国学生运动中萌芽，但随后遭遇多重政治阻力。文章中写道，清末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就曾赞赏西方法治理念，并强调“人民统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对应传统。
最后，林培瑞引述秦晖对民主前景的审慎评估：尽管全球民主面临挑战，但“根植于人性中的正义感并不会轻易改变，并将始终为我们提供希望的理由。”在表达对当前局势的忧虑同时，也留有希望的余地。
2. 《中国“低人权”优势》——转自"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5/12/chinas-low-human-rights-advantage/
西方人说他们必须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其中——而且中国正在取得胜利。
作者：秦晖和林培瑞 2025年12月13日
清华大学历史与经济学荣誉教授、中国杰出公共知识分子秦晖，现居海外，从事写作。今年四月，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低人权优势”的书。多年来，西方人惊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会带来政治自由化。但秦晖从未认为自己见证的是一个奇迹。
他看到的是数亿低收入劳动者长时间辛勤劳作，他们身处一个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本土工会、没有独立法院的环境——但警察部队却高效运转。不出所料，这些辛勤劳动者创造了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大多流入了中国政府、与其关系密切的精英家族以及外国企业手中。秦晖意识到，尽管专制政体普遍声名狼藉，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能够显著加速经济增长。
以下内容改编并翻译自秦先生的新书《拯救民主》的序言，序言作者是林培瑞（Perry Link），他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和中文系的杰出教授，也是多部关于中国文学、社会和政治著作的作者。
中西方许多人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严重的误解，认为19世纪中期英国炮舰在中国沿海取得一边倒的战争胜利后，中国人虽然迫切需要西方科学，但却迟迟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诚然，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速度远超民主。但这并非因为中国人民对掌控自身生活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无论古今，都对人民进行压制。
郭嵩焘是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他对西方政府的法治理念以及统治者必须以被统治者的意愿为前提的规定深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赞扬这些理念的方式并非向中国读者引入新的西方词汇，而是援引中国古代格言，阐述统治者应维护人民利益，若失职则应被推翻。现代民主的一些机制——尤其是权力分立——对中国而言的确是全新的，但“民治”（“民治”是“民主”的中文词汇）的理念却与中国民众思想深处的某些特征产生了共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民权”
、“民意”和“民国”的思想至少与科学思想一样令人振奋。在1910年代末20年代初的“中国启蒙运动”期间，“民主先生”被视为与“科学先生”并肩前行的伙伴，共同为中国指明前进的方向。
中国民国时期（1912-1949）的威权主义，以及毛泽东时代（1949-1976）更为严重的威权主义，使得“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始终处于守势。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曾短暂出现过一丝乐观情绪，如果邓小平没有“坚持”他反复强调的“四大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这股乐观情绪或许会引领民主走向。1989年的六四事件将民主的希望再次压抑到地下。
然而，也是在1989年，东欧爆发了天鹅绒革命，政权更迭；1992年，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将自由民主视为“历史的终结”，中国知识分子再次燃起了希望。或许，中国能够像当时流行的比喻那样，与世界“接轨”。数亿农民涌入中国城市和沿海地区，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推动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出口飙升，一些中国自由派人士甚至希望，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于2000年加入），那么“接轨”或许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中国国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加入世贸组织究竟是好是坏。一些人认为，经济压力会迫使中国走向自由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外部压力可能过于强大，中国的体制可能会崩溃。双方的分析其实大同小异；他们都认同加入世贸组织会带来重大变革。分歧仅在于预期成果的价值。几乎没有人预料到最终的结果——这些成果竟会给一个独裁体制带来巨大的优势。
人权状况不佳的优势
当一个威权政府在一个包含一个或多个民主国家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中运作时，它在经济竞争中就拥有优势。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低工资劳动力的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民主国家，也拥有这种优势。我指的是一种结构性优势，这种优势源于诸如精简繁文缛节、没收土地和财产、忽视环境风险以及压制投诉等方面的效率提升。一方面提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又提供产品市场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可能会与人权状况较差的经济体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即将迎来腾飞之际，我曾在一个学者群体中工作，其中不乏高层领导的顾问。当时，人们都在热议“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一位同事私下给我看了一篇他要上报给上级的文章。文章指出，如今中国在自然资源和技术方面并无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近乎奴隶式的劳动制度”。（没错，文章里用了这么令人震惊的措辞；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我的同事认为，我们必须绝对保留这一优势，因此，我们必须抵制西方关于工人和农民权利的思想。
我的其他同事引入了“交易成本降低”理论，该理论改编自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理论。中国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的方式。最初，粮食交易是挨家挨户协商的，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几年后，当农民被纳入“人民公社”，粮食收成一夜之间变成“集体所有”时，国家只需征用所需的数量，就此结束。无需再浪费时间讨价还价。
这种私有财产向公共财产的快速转化，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经济中，也伴随着公共财产向私有财产的同样高效的转化。当时，只需上级下达指令，一个“工作单位”（工厂、矿山、发电厂等）的管理者就能将公共资源挪用于其私人企业。这些转化与罗纳德·科斯所说的“消除交易成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但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相对于民主国家的经济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
中共政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手段是没收土地和剥削农民工。数千万中国家庭的土地被没收，房屋被强拆，他们无力申诉；这种“优势”催生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数亿农民工没有城市居住证，因此无法享受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其他合法居民应有的权利。2017年，官方媒体开始将这些人称为“底层民众”，他们的居住区如果变得脏乱不堪，就会被“清理”。在社会层面，他们是“底层”的，但在经济层面，他们却不可或缺。
关键要素：与发达经济体的共生关系
我所说的“低人权优势”是指当一个使用类似奴隶劳动的经济体与一个更先进的现代经济体相互交织时所产生的现象。这与那些依靠低工资劳动力的孤立经济体（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或当今的朝鲜）的情况有所不同。我指的是一种共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富裕的经济体一端提供资本和技术诀窍，另一端提供产品市场，而“低人权”的一方则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一个威权政府来维持稳定。双方都受益——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生关系中的富裕一方将面临被掏空的风险。
近几十年来中美经济的相互交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指出，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经济的经济效率至少与北方与其相互依存的经济一样高。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两个国内经济体相互交织，其中一个利用了“人权低下的优势”。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和希特勒统治下发展起来的非市场经济也是例证，1989年后中东欧商业农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第二次农奴制”也是如此。
2009年，在与德国政治家汉斯·莫德罗的一次公开辩论中，我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后来在中国知识界被称为“昂纳克寓言”。试想一下，1971年至1989年统治东德的独裁者埃里希·昂纳克密谋利用东德人权状况不佳的优势来控制西德。他可以吸引西德资本投资东德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然后以远低于西德自身价格的价格在西德出售。最终，西德经济将空心化，而东德则会在西德陷入动荡之际蓬勃发展。西德将面临三种选择：1）修建柏林墙，将自己与外界隔绝；2）降低人权标准，使其与东德持平；3）（最糟糕的情况）眼睁睁地看着西德人民反抗“东德化”，而昂纳克则派兵镇压叛乱并进行清理。
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交织程度虽未达到昂纳克寓言所描述的程度，但趋势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西方企业和政府为了追求利润，对中国的镇压行为视而不见。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降低了对工人、环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标准。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劣币驱赶良币”。民主国家在这种博弈中待得越久，就越脆弱——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和道德上也是如此。西方“我们的参与将改变他国社会”的自信也随之彻底崩塌。
该怎么办？过去，美国曾要求中共提高人民币汇率，但收效甚微。最近，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但效果尚不明朗。美国对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支持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两家机构最近已被关闭。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使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更接近国际标准。只要“全球化”仅仅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而不仅仅是道德层面）就可能面临重大问题，甚至灾难。
如果中国放弃其“人权优势”，例如，转而依赖国内消费而非出口市场，会发生什么？结果会是灾难性的吗？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肯定会放缓，但印度和其他低工资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取得良好发展并不一定需要“人权优势”。无论对中国国内还是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样的结果都比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要好得多。
“灯塔”的衰败
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感到兴奋时，美国被视为一座“灯塔”——一个坚定不移的参照点，人们可以仰望它，即使他们知道这个光辉模式的某些部分可能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
过去二十年间，这盏灯塔似乎时而闪烁，时而熄灭，或许并非完全可靠。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人震惊，随之而来的是网络虚假信息和政治极化等问题，这与人们对灯塔的预期大相径庭。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显得更加虚弱——不仅不知如何应对中国（它对中国的优势似乎有所减弱），而且在俄罗斯和（直到最近）伊朗等对手面前也显得畏首畏尾，而美国显然对这两个对手拥有优势。绥靖政策在西方思想中的作用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部分问题在于西方与中国经济和低人权优势之间存在着共生式的联系。竞争压力迫使西方企业接受更低的人权标准。新冠疫情危机尤其清晰地展现了中共政权可以利用的“优势”：它可以欺骗世界，欺骗本国人民，并无情地封锁民众。尽管国内危机重重，它仍然可以超越迷茫的西方，重拾经济竞争力，并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政治姿态。（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疫情还引发了人们对生物战可怕前景的担忧。）
看得清楚的问题
西方对中国运作方式的误解不仅体现在细节上，有时也体现在基本概念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例：21世纪初，美国外交官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力主中国必须将农业补贴削减至8.5%，以使其更符合国际标准。最终，外交官们成功了。但他们显然并未意识到，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一直为负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一直在补贴国家，而非相反。
同样，我担心很少有西方人真正理解我所谓的“低人权优势”的运作机制。西方的乐观主义者往往认为，自由经济终将胜出，因为计划经济创新能力薄弱（而创新需要竞争才能蓬勃发展），而且由于民众缺乏自由，计划经济的国内消费能力也较弱。但如今，中国利用与西方的共生伙伴来缓解这两个问题：西方负责创新，中国则从中汲取成果；西方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得中国的国内消费显得不那么重要。
西方人声称必须避免新冷战，却浑然不知自己早已身处其中。这场战争比旧冷战更加冷酷，也更具战争性。旧冷战时期，乌克兰和中国数千万人死于饥荒，却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人权标准。当年，斯大林和毛泽东谈及“世界革命”时，他们（尽管有些异想天开）设想革命将通过暴力或阴谋手段实现。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用“和平演进”来对抗西方——而这恰恰是他们当时认为西方正在用来对付他们的策略。但如今，某种类似于西方和平瓦解的进程正在发生。
当今美国政坛，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使用一些口号和概念，但这些词汇和概念与中国人权缺失的现状格格不入。美国左派反对“新自由主义”，转而呼吁改善工人福利；而右派则抨击“社会主义”，呼吁更多自由。双方都未能充分理解，中国人权受损的群体既缺乏自由，也缺乏福利。一些美国人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却忽视了其手段中存在的威权主义和极端理想主义会如何腐蚀民主制度。
如今鼓吹“关税万能论”的人，一心只想保住美国的世界第一，全然不顾其他国家的局势。他甘愿接受人权状况不佳的现状，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西方已经陷入（并且正在输掉）一场新的冷战。
并非只有中国人注意到摇摇欲坠的灯塔。西方人也对他们的民主感到担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一些担忧并不准确。例如，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一切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却忽略了为特朗普主义奠定基础的社会变革。中共精英在看待苏联解体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个人造成的，而不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和政治停滞不前造成的。特朗普可以被视为（在中国有时也被称为）“反向的戈尔巴乔夫”。这种观点认为，两人都在破坏他们成长的体制——这里的“反向”仅仅意味着政治变革的方向相反。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坏人”的解释都过于简单。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客，这些“反向的勃列日涅夫”，难道不能认真反思一下在他们执政期间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西方对民主衰落的另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是，认为不受控制的互联网是民主衰落的罪魁祸首。诚然，有线电视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信息，确实存在问题，也确实会导致混乱和两极分化，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对民主的益处远大于弊端。2000年至2010年间，互联网进入中国时，人们满怀热情地将其视为“启蒙”的工具，而非混乱的源泉。它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个允许普通民众成为信息传播者（而不仅仅是接收者）的媒介。网络言论促使人们有组织地要求权利、正义和宪政等——而这反过来又促使当局对互联网实施严苛的控制。这些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正是对互联网的控制，而非互联网本身，导致了当今中国公众舆论的愚昧无知。
无论美国民主面临何种挑战，至少互联网是自由的，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管控。如果我们看到互联网助长了愚昧在民众中的传播，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归咎于互联网或民众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些自以为是的精英的问题，他们贬低互联网上的内容，脱离了互联网所反映的现实。
我的书名为《拯救民主先生》，但我其实并不确信这能做到。在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中国青年“启蒙”时期，民主先生曾被他们寄予厚望，如今却已像个虚弱的老人。世界正在讨论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场新的冷战，但这场战争中的民主一方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节节败退。
当然，新冷战的结果不会像第一次冷战那样成为“历史的终结”。但我们绝不能低估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如果说上次冷战的结束营造了一种人类注定走向和平与民主的假象，使各方得以放下战争武器，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冷战中民主的失败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或许是一个警示，预示着一场热战即将到来。
如果我的分析过于悲观，我也希望自己是错的。人性中固有的正义感不易改变，它总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希望其他人能够成功驳斥我的悲观论调。
特约作者：秦晖是清华大学历史与经济学荣誉教授，也是中国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新书（中文版）《拯救民主先生》的作者。
特约作者：林培瑞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和中文系的杰出教授，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文学、社会和政治的书籍。
（编辑者根据英文自动翻译后略为整理）
两篇的原文链接如下：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3498.html
https://thediplomat.com/2025/12/chinas-low-human-rights-advant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