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31

中国变天在即,海外反对派的应对策略



——与(纽约)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化前景研討會書面發言稿
10/3/2016 14:40| 发布者: 郭国汀   http://wolfax.com/portal.php?mod=view&aid=282683

编按:文章

中共的民主化变天,是中国2000年来所未有的巨变,是中共无法阻挡的历史大趋势,如今她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中国的民主化变天,既有着与前苏联等其他共产党国家变天的相似性,又有着诸多重大的不同。
反对派只有认清这些同和异,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中国变天的特点有:
其一,中共已无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代表了未有经济“改开”的共产党国家的新型官僚们,追求资本主义以实现特权资本化的理想,而中共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党官及公务员从共产党专制下的市场化中尝到了更大的甜头,迄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贵、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中共官僚集团在八十年代那种普遍同情、支持政改的内张力,早已荡然无存。
经济小开小改而未有市场化的中国八十年代,基本对应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赵紫阳相当于半吊子的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在中国最可能民主化变天的历史关头,赵紫阳有邓小平等手握兵权的强势元老挡住了道路,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老人挡道,这就是苏联演变成功,而中国演变失败的原因。
而今的中国,早已没有了产生胡耀邦、赵紫阳的官场土壤。
因此,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和平演变。
其二,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不可能走上越共党内民主的道路。
越南直至1986年才仿效中共搞起经济改革,但到了农德梦执掌总书记的2005年前后,越南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国会议员直选、总书记党内竞选、大幅扩大新闻出版自由;近年越南政改又上新台阶,容许反对党越南民主党在国内合法存在;修宪、改国名、改党名都提上日程...很明显:越南的和平民主化变天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越南比中国之所以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越南改革派领导人没有邓小平,没有包袱一身轻,而启动“改开”的邓小平,却让中共背负“六四”大屠杀的反人类历史巨债;此外,越共领导人也没有胡锦涛屠杀藏人式的血债,没有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罪孽......
习近平虽然以前没有杀人的罪恶,但他上台后谋求绝对独裁,为之不惜在党内残酷斗争,把大批高官、权贵关进监狱,在党内树敌众多;因此,习近平绝对不敢开启越南式的党内民主,因为如此就为政敌清算自己开了方便之门,习近平必然追求绝对的独裁、长期掌握一把手权力和亲自指定接班人。
其三,中共之垮台,一定是地震式的突然崩溃。
由于“六四”后中共关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习近平坚决拒绝越南式的党内民主道路,因此中共的统治基础无法扩大,其政权基础日益薄弱,中南海寡头趋向于孤立。中共政权的现行的游戏规则,不仅阻断平民的参政,甚至抑制着统治集团中的能人晋升——薄熙来就是典型,因为它权力的交接仍然是小圈子黑箱作业、私相授受,连党内的基础都没有,也完全与择优无关。
由于党内民主和程序化双无(党大会只是走形式,一切取决于寡头们幕后的争权夺利),中共已失去了修错能力,其统治集团中不得志的能人要想出头,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即政变。
即现今中共的权力游戏规则,是极容易诱发政变的高危游戏规则。而政变是没有预兆的。
以习近平这样走下去,政变迟早发生。
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包括共产党旗帜、名号在内的红色“法统”早成负资产,中共政权这幢腐朽的大厦,再也经不起大的震荡了,所以一旦发生政变,很可能引发塌楼效应。
而在现行毫无修错能力的专制昏政暴政下,经济大危机和大规模群体事件一定来临,而且没有预警。现在房价逆势疯涨,如青萍之末,而官民冲突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大抓公知、维权律师、良知记者...大力堵死公民社会的空间。这是在堵死缓和和渐进的渠道,也就是拒绝稳健。
因此,丧失修错能力并堵死社会渐进渠道的中共,早已不可能渐进改良,它表面上硬邦邦,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易碎品,一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摔得粉碎。
其四,中共政权失控后,新疆、西藏、内蒙、宁夏、香港、台湾的分离运动会狂飙突起(编按:此节内容值得疑问。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茅盾并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类似的茅盾,是中共而非汉人压迫少数民族,关健在于政策与法律的正义公平化):
中共数十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残暴的专制统治,积累了巨大的仇恨和离心力,尤其是自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当局打压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强迫同化政策,强效地制造着仇恨和离心力;对维、藏少数民族,习近平继续胡锦涛血腥高压政策和同化政策,因此一旦中共的专制高压松弛,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地区一定分离,而这些地区的汉人很可能遭到大屠杀。
大有利于少数民族分离势力的是,自邓小平始,中共当局愚蠢地单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胎化”计生,而少数民族享有大得多的生育自由,在新疆和西藏,汉族本来就是少数,这种愚蠢的政策,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比例不断下降,分裂势力的基础不断增强,而汉族严重老龄化,汉族年轻人,处于少数民族年轻人口的包围当中,造成了日后这些地区必然分裂的大势,同时也造成了日后这些地区汉族人遭屠杀的高危。
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共当局为笼络少数民族而出台的歧视汉族政策,则助长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蔑视和离心倾向,这反过来又刺激少数民族追求分离。
毛泽东时代,中共愚蠢地为穆斯林信众成立了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完全无视穆斯林的暴力排他和极难同化的性质,宁夏回族自治区很可能就是国中之国——中国伊斯兰国的雏形。宁夏的非穆斯林居民危矣!
对同属汉人社会但制度不同的台湾、香港,中共当局的言而无信、变本加厉专制倒退,导致台独和港独双双高涨。
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令台湾人离心离德,和平统一大门关闭;习近平则赤裸裸地撕毁“一国两制”契约,野蛮镇压香港“占中”运动,越境绑架…终于逼出一个“港独”来!而镇压“占中”反过来又令“一国两制”统战模式对台湾彻底失效,台独空前高涨。
总之,台、港的独立大潮,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专制逼出来的,而疆、藏、蒙、夏必然来临的分离, 则是中共当局专制+民族压迫+汉奸政策的混合产物,更为棘手。
其五,中共垮台前后,中国必有空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编按:应当是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进而促成政治危机, 而且经济危机是导致中共政权垮台最重要的原因)。
2005年起,胡锦涛、温家宝把国家财政扭上土地财政道路,掀起了以“强拆”、“强征”为标志的房地产“大跃进”运动,自此中国经济全面扭曲,为房地产绑架,制造业逐渐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胡锦涛、温家宝为保自己任内软着陆,不惜击鼓传炸弹,给房地产注资两万亿以救市,做大房产泡沫,以至于制造业加速萎缩,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仅5%,而房地产业达百分之百!在中共的操纵下,银行百分之八十的存款流向房地产,为了护盘,中共各级政府暗中禁止房产商降价;如今习近平经济上走投无路,不惜再次向房地产大注资,这就是最近中国房价逆势疯涨的原因。
对习近平来说,房价疯涨不要紧,但决不能崩,一旦崩了,银行就崩了,各级政府就没有钱维稳了……
但是房价不可能涨到天上去,涨得越高,跌得越狠,中国的空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在房地产的绑架下,各级官僚为了暴富,疯狂圈地、抢地、大搞开发、大上项目…为之疯狂借贷巨债,以至于2015年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达23.6% 远超美国,贵州、辽宁、云南、内蒙古,都超过了中共国自定的百分之百红线,如今地方政府负债已经失控,许多政府需要借债发工资…而中共国维稳经费自2010年起就已超过军费,2013年中共国维稳经费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大超过国防预算国防预算7201亿元,且每年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长。
中共各级政府维稳经费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早破产,现在全靠利益驱动官僚公务员,以暴力维稳,缺钱维稳则意味着管制危机,管制危机则意味着社会危机。
由于中共当局愚蠢地坚持邓小平的“一胎化”计生长达三十三年,如今中国的老龄化危机空前:35年前,中国儿童与60岁以上老人人数的比例为六比一。如今已接近一比二,由于中国的生育文化已遭长期的“计生”国策所扭曲以及生活成本高涨,如今习近平仍然坚持计生的“二胎微调”,根本起不到舒缓老龄化危机的作用,如今中国大陆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越日本,稳居全球之冠,随着年轻人口的加速雪崩,2040年,预计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8%。至本世纪中期,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四亿,以现有的经济承受力,中国的养老系统无可避免首先崩溃。
中国没有移民体系,空前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目前正急剧扩大,农村抛荒衰败,各种用工荒飙升,劳力成本高涨…这些又反过来大力刺激外资撤逃、制药业萎缩和经济滑坡。
日本尚有超一流的工业体系、品牌和核心技术,在老龄化的冲击下犹身陷困境,而“未富先老”,全无核心技术和世界品牌,畸形经济靠房地产驱动的中国,在世界独一无二少子化老龄化的打击下,会陷入何种悲惨的情形?会发生何等恐怖的社会动乱?可想而知。
总之,由于中共几十年的无道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已经积压如山、危如累卵,现在全靠中共强权暂时压住,一旦中共失控,危机必全面爆发。
其六,中共政权失控后可能的国际形势。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俄国和日本都希望中国分裂、甚至消亡。俄国历来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头号大敌,日本次之。俄国视中国为远东的头号威胁,巴不得中国分裂、灭亡,俄国迄今仍然觊觎中国东北;而日本则希望中国分裂,弱小,日本鹰派认为:中国人配不上这么大一片国土,大和民族更有资格做中国的东部国土的主人。
故中共政权失控后,俄国和日本很可能扶持对己有利的代理政客,并且支持中国的地区分离,以尽量扩大中国的内乱。由于习近平当局与日本安培政府矛盾日益尖锐,日本有望资助中国反对派,但一旦中共垮台,它必然会资助相反的派别。
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很可能采取“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
其中,德国和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最为一致,德国最有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转型。
中共政权已经来日无多
首先,中共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灭,“邓改开”也已经破产,因权贵掠夺成了令人憎恶的名词,习近平迄今在意识形态领域找不到出路,他同时高举“两个三十年”的做法,只能令意识形态更加混乱和虚假,也令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其二,在习近平任上,邓小平的“计生”国策积重难返,灾难性已经初现;胡温造成的经济崩溃,已经无可避免;暴力维稳的路子已快到头。
其三,习近平的“反腐”集权清洗,损害了对官僚公务员的利益驱动,导致统治集团上下离心,士气低落,高层派系清洗和“军改”,则把诸多有能量的高官逼到墙角,极易诱发不测之变。
其四,在习近平的高压指令下,各级政府对和平威权示威的镇压越来越野蛮和残酷,逼迫民众起来不择手段地反抗,整个社会象秦朝那样越来越缺少弹性;在习近平的亲自指令下,公知、律师、记者、异见人士遭变本加厉的打压,公民社会萎缩,官民冲突越来越没有缓和的余地,这是一种失控的趋向…这样下去,大规模群体事件必然爆发。
综合起来可知,习近平任上,中共当局气数已尽。考察共产党政权的气数,主要看三个变量:
一, 意识形态;二经济状况;三统治集的团结程度。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旺盛,且有共产党党迷信+毛泽东个人崇拜双保险,故饿死四千万人也没有危及政权。
“文革”后,毛泽东的神坛倒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所动摇,但邓小平狡猾地将毛共的浩劫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个人,并对毛泽东“三七开”,以此保住了共产党的声誉,并且邓小平走出了“邓改开”的意识形态新路,因此,否定“文革”也没有危及共产党政权。
八十年代胡、赵时期,大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军干部,深受胡耀邦否定毛泽东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精神所感染,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中共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另,而且当时的通货膨胀也冲击了老百姓生活,“官倒”令民众深恶痛绝,再加上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以及李鹏和陈云等顽固派之间激烈内斗,令中共的政权摇摇欲坠,1989年差一点垮了台——若不是邓小平侥幸长寿及牢牢掌握军队,中共必早在1989年倒台。
胡锦涛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完全破产,但经济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相对团结,因此可以“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习近平时期这三方面都不行了,而且问题比比1989时严重得多,所以说中共气数已尽,快要谢幕了。
那么,中共政权崩溃的方式如何呢?我以为以此种方式最有可能:短时期内多地接连爆发重大群体性事件,令维稳机器力不从心,政权失控,并倒逼产生“逼宫”或政变。
针对以上的新形势,海外反对派宜采取这样的策略:
中共士气空前低落,推进国内抗争升级的时机已成熟;海外民运必须尽快影响国内,变国内的无序抗争为组织抗争,才能对中共产生强大的压力,以造成“蝴蝶效应”;
旧的方式已经无用,海外民运应该在原有政党框架下尽快组建策应国内的行动小团体,而没有能影响渗透国内小团体的民运政党毫无用处,形同中共海外的花瓶政党;
中共垮台之前,民运政党组织的任何“联合”都是民运的大忌,民联和民阵的合并例子经典地表明:民运政党任何“联合”,都是民运内讧之源,惟为中共特务的渗透和挑拨大开方便之门;
新形势下海外民运必须改变以欧美为本位的地缘战略,把海外民运的重心转移到日本和台湾(日本的潜在优势,有条件(比如已有美国国籍者)的民运骨干,应设法移居日本和台湾);
新形势下海外民运的国际关系策略:
认清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头号敌人永远是俄国(前苏联),二号敌人永远是日本。
认清谁可能资助中国反对派,谁是中国反对派的敌人。美国是庇护中国反对派的头号国家,但是美国有绥靖中国旧政府的传统,她不可能大力资助中国民运;普京治下的俄国,不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因为中国民主化了必然亲西方,因此俄国绝对不会帮助中国民运,而只会支援中共。
日本虽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二号大敌,但是日本现在与中共的矛盾急骤尖锐,相互敌对的趋势很明显,日本的安培政府为了搞乱中共,很有可能大力资助中国反对派。因此,海外民运把重心移往日本,争取日本政府的资助,是很有希望的。
为此,海外民运不宜言论反日,以创造最有利的大局。
除了日本外,台湾绿营是另一最有可能大力资助中国民运的国际势力。民进党心里很清楚,中共不倒,台湾没有可能“法理独立”,而民进党和现今愈来愈多的台湾人已不满足现有的“事实独立”,而追求名正言顺的“台湾共和国”或联合国的中华民国席位,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应该支持中国反对派以搞垮中共。只有中共垮台了,台湾才有机会独立。
这就是事实上台湾绿营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反而超过台湾国民党的根本原因。而现今抱残守缺、胸无大志的台湾国民党是几无可能资助大陆民运的,大陆民运大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进党的支持。
为了争取台湾绿营,民运人士不宜攻击“台独”和民进党。
总之,中共气数已尽,垮台在即,海外民运苦苦蛰伏至今,如今反攻中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时候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中共党内“变天派”),取代中共,恢复大陆中华民国,重立五色旗...这是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
我已经论证了:中共之垮台,一定是地震式的突然垮台。针对中国国土面临四分五裂,边疆汉民遭少数民族屠杀的高危局面,一旦中共垮台,当务之急组织有效政府接管中共的烂摊子。由于之前中共当局高压党禁,且严打一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如无成熟政党接管政权,社会必然大乱,而归国的海外民运必陷入纷争内斗,导致新政权难产。
我以为这时候的上策是:紧急邀请台湾国民党回大陆接管中共政权,恢复大陆中华民国。因为他们有钱、有经验、有现成模式…有成熟的现代政党套路,这些,都是民运政敌不具有的,以台湾国民党的成熟和现成模式,再与大陆反对派的人才结合起来,才能够尽快组建有效的政府。
而且,这也是对“台独”釜底抽薪的上上策。
中共垮台后,越早建成有效的新政府,则裂土分疆和屠杀的灾难就越小。
如果台湾国民党连摘果子的志气都没有,执意要当岛民政党,那么只好由国内狱中民运、海外归国民运、中共变天派三方召集制宪会议,以恢复1912年中华民国、重树五色旗(五色代表中华传统五种美德:仁义礼智信)、实行联邦制为妥。
曾节明 成稿于2016.10.2丙申丁酉丁巳傍晚于纽约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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