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

法国张伦: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小编辑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昨天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来源:钝角网  (*有删节部分无关内容)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 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hc_XCKA0utTOUY4QCtKI6w

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

间谍与民主小贩:澳大利亚公民杨恒钧生活中的复杂真相

发表于 
在1992年的照片中,杨恒俊的嘴角几乎没有任何倾斜,露出微笑的眼睛和一副严肃的眼镜。

关键点:

  • 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为中国杰出的间谍服务工作了14年
  • 他被北京拘留的原因可能与他决定放弃中国国家有关。
  • 预计他本月将被正式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据说他当时在南部海南省外交部工作,照片显示他穿着宽松的苔绿色警察式制服。
仅有一个小问题:驻北京的安全分析师表示,外交部没有制服,杨洁Yang所穿的衣服属于中国最强大和最担心的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MSS)。 )。
克莱斯·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说:“ MSS是一种功能广泛的安全情报服务,”即将出版的有关全球中国影响力运作的书籍《隐藏的手》(Hidden Hand)合着。
“在澳大利亚,这相当于将ASIO,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以及澳大利亚的海外情报组织ASIS合并在一起,但功能更强大,受法治约束的程度也较小。”
今天,美国广播公司(ABC)可以透露这位澳大利亚公民确实曾作为中国间谍工作14年。
然而,据朋友和澳大利亚官员所说,杨致远后来明确拒绝了中国政府成为民主主义者和作家的想法。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于去年1月被拘留在中国南部,此后因不明确的间谍活动指控而被中国政府拘留了400多天。
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说:“杨恒军是一个复杂的人。”陈永林因对自己在这里监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越来越不了解而于2005年叛逃到澳大利亚。
陈说他在澳大利亚几次见到杨:“我的判断是他从事低级情报工作,然后慢慢脱离了这个系统。”
去年1月,澳大利亚公民和网络民主活动家杨扬在广州被拘留,随后因间谍罪名被正式逮捕。
他的妻子袁小良也被短暂拘留在广州机场,随后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的讯问。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可以透露她已被问到丈夫与西方情报机构的关系,并可能面临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
中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佐证杨致远为西方情报部门工作的断言。8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公开宣布杨致远不在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工作
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8月份说:“没有任何依据指控杨医生在暗中监视澳大利亚政府。”
美国广播公司已经与两名澳大利亚政府官员以及与中国公安部关系密切的人和被拘留作家的朋友进行了交谈。
考虑到该话题的敏感性,所有人都同意仅在匿名的情况下讨论杨的案子。
所有四位消息人士都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杨先生曾为MSS工作。
美国广播公司还与杨最亲密的澳大利亚朋友之一悉尼学术教授冯崇义进行了交谈。
冯教授说,有抱负的作家提供他的履历作为申请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学习的一部分时,他很快就对杨的背景产生了怀疑。
冯教授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中国众所周知,该系培养了很多间谍。”
多年后,冯教授得以与一位熟悉杨的故事的人确认,该作家实际上曾在MSS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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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和镜子

杨(他后来被改写为小说作家)的故事中没有什么是直截了当的,关于他的许多报道都对他的传记信息感到迷惑。
长期以来,这位作家一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圈子中的神秘人物,窃窃私语地说,在与中国分裂后很长时间,他与​​中国共产党(CCP)体系保持着联系。
为了更好地解释北京目前正在进行的危险的政治游戏,美国广播公司揭开了他过去的故事,这实际上使杨致远的案子成为对中澳外交关系的考验。
朋友和对他的案子进行研究的人士称,向他的背景透露一些信息也可能有助于澳大利亚人了解杨某曾是中国间谍,但自那以后他便选择了北京,并成为了西方民主的忠实拥护者。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收集的信息,杨致远于1987年加入MSS(成立仅四年),并于2000年辞职,原因是他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而且据朋友们说,他对民主治理体系的兴趣也在增长。
在14年多的时间里,他从事MSS内部日益重要的任务,尽管他的职位似乎参与了分析,而不是一线间谍的更传统的工作:使人们可以接触外国秘密。
冯教授告诉澳洲广播公司(ABC)时,杨离开MSS时,他完全放弃了与中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将自己对中国系统的日益失落的幻想变成了澳大利亚新的职业,成为了亲民主的博客作者和活动家。
冯教授说:“在MSS眼中,他出卖了(系统),因此他不再是该组织的成员。”他补充说,杨的去年被捕很可能是由于他的激进主义。
冯教授要公开介绍他朋友的背景,因为他想表明,杨致远曾经是中国间谍,但如今他已成为致力于民主理想的澳大利亚公民,应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保护。
冯教授说:“他是一个无辜的澳大利亚公民,他行使其合法的基本人权来享有言论自由。”
“他永远不应该因行使这些权利而受到惩罚。”
冯教授还是杨致远在2011年写信的信徒,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成为民主主义者。
杨扬写道:“通过我的文章,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唤醒……他们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释放或起诉的截止日期

自从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之一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女儿于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拘留以来,杨就是西方被中国拘留的少数公民之一
两名加拿大人迈克尔·科夫里格(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于2018年末在中国被拘留,并等待以间谍罪名接受封闭审判。
杨在一个月后的 2019年1月23日被拘留,并七个月后的8月23日因间谍指控正式逮捕
根据中国法律,当局必须在被捕七个月内起诉或释放他们。
考虑到他于8月23日被正式逮捕,因此起诉或释放他的截止日期是3月23日。
杨的拘留也可能是对堪培拉的反外国影响法律的报复,该法律是在他被拘留前一年制定的。
冯教授说:“杨恒军已经被中国秘密警察关押了十四个月,没有律师和家人探望。”
“他的任意拘留和严重虐待完全违反国际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有证据可以证实间谍活动的指控,他应该早就被释放。”
北京外交部再三警告澳大利亚政府不要干涉他的案子。
美国广播公司联系了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但没有得到回应。
汉密尔顿教授说:“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它就变得晦暗无光-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几乎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真相。”
“但是,中国当局有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抓获杨致远,并将其关押在监狱中-他们以极大的偏见对他进行了讯问-这意味着他们生他的气,他们想要一些东西。
“他显然已经以某种方式与MSS脱钩。”

隐藏的过去

杨于1965年出生于中国中部湖北省一个小城市的一个贫困家庭。
小时候,他看到父亲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苦,原因是他担任学校校长,被认为是精英人士。
杨在高中时获得了高分,并在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学习了国际政治,复旦大学是许多共产党最有影响力的官员的母校。
杨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说:“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国防和安全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杨先生于1987年毕业,并宣布他已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工作。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采访的官员和朋友说,这只是个掩盖:实际上,他曾在中国著名的情报机构MSS从事事业。
根据提供给美国广播公司的信息,杨先生于1989年从北京调任到中国南部的海南省,这是他在MSS任职的第一份工作。
曾任中国外交官的陈永林说:“原本可以成立杨的职位是……MSS在海南的地区分支机构,因为当时新成立的地区办事处人员短缺。”
在杨(Yang)的2010年自传《家,乡下和天堂之下》中,他出版了一张1992年的照片-当时他正为外交部工作-向他展示了他的制服。
外交部官员当时和现在都不穿制服。
驻北京的分析师吴强向美国广播公司证实,该制服是MSS短暂使用过的制服。
吴博士说:“ MSS目前没有制服,但是当该机构在1980年代中期组建时,他们确实试用了一些版本,尽管他们很快废除了它们。”
“这张照片(是照片中的)是1992年生产的绿色制服。它的肩章也表明它属于MSS。”
美国广播公司还确定,两个金色箭头与衣领上的淡蓝色缝线是MSS特有的。
由于英国殖民地为1997年移交给中国做准备,杨在1992年末被转移到香港。
在公开场合,他曾在香港的国有中国旅行社工作。
冯教授说,他秘密地在收集有关香港政治过渡的情报。
冯教授说:“他曾在中国旅行社担任经理,但这只是个封面。”
“他的真正责任是收集信息,情报,帮助国家或政府制定政策,以……香港回归中国。”
1997年,移交后不久,杨被调任至华盛顿特区,并在美国智囊团Atlantic Council担任高级研究员。
冯教授说,在那里,他的任务是从美国智囊团和国会议员那里收集情报。
大西洋理事会发言人说,该组织找不到任何记录,表明杨致远是一名雇员,并补充说,他们的大多数“高级研究员”都是非居民,并且没有薪水。
该组织媒体关系副主任亚历克斯·基斯林说:“那是20年前的事了,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理事会成员来过这里。”

致命的弱点

华盛顿是他在MSS的最后任务,前外交官陈(Chen)不相信杨在那之后仍然是间谍。
陈说:“自1999年以来,他基本上已经离开了该组织。”
“他在世界各地徘徊,未必能找到很多重要信息要向中国报告。”
2000年,他将自己和家人搬到了澳大利亚,据朋友说,他在澳大利亚与中国政府断绝了联系。
他的妻子袁小良在北京的公寓里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讲话,中国政府一直在她的监视之下。
她说,丈夫在香港的民主经历以及成为作家的愿望使他决定离开中国政府。
她说:“他说自己有一个梦想,想成为一名作家。所以,他退出了工作,开始写作。”
ABC向袁问她丈夫在MSS中的病史,但她拒绝回答。
袁也是与她的丈夫有关的持续调查的对象,谈论这种敏感的事情可能会激怒北京。
传统上,中共禁止情报官员家属离开中国,以确保他们不背叛政府。
目前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为何决定放手MSS的一名员工。
陈永林说,低级MSS官员在上次手术后的冷静期后能够与家人一起离开中国并不罕见。
陈说:“在他们离开组织一段时间后,低级官员被允许与家人一起离开。”
冯教授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他相信杨之所以能够离开是因为他与北京达成了协议。
冯教授说:“他必须对中国情报部门达成牢固的协议,以放弃他。”
“我不知道有关(杨)故事的那部分细节,但我认为这很普遍:如果你加入一个情报组织,总是很难离开它。必须达成某种协议。”
冯教授还说,杨有可能在MSS中担任外围角色,所以他离开更容易。
他说:“由于他实际上并未公开担任MSS官员,所以他一直在外交事务办公室,智囊团工作,这对他来说更容易离开。”
“他可能无法获得国家最高机密,并且拥有阻止他离开组织的那些事情。”

“他希望……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到达澳大利亚后,杨重塑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创作了三本间谍小说,这些小说在香港出版,并在中国被禁止。
他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小说。在此期间,他以谋生为生,帮助姐姐经营她在中国的制衣业务。
他的第一本小说《致命弱点》讲述了一个中国情报人员的故事,他也有杨姓,而他发现自己处于美中“间谍战争”的中心。
虚构的杨也因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而被拘留。
尽管他的书籍销量不高,但他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的政治博客才赢得了名望。
到2008年,他已成为中国网络民主倡导者中最著名和最著名的人之一。
权威英语杂志《外交官》翻译了他的一些在线文章,以表彰他的影响力。
他在博客中写道,在中国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各种民主运动,包括台湾大选和中国在香港的权力下降。
杨的博客导致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安-他的许多博客帖子均被审查员删除,但也被复制并张贴在中文互联网上。
妻子袁说:“他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希望通过他的话,中国将变得更加美好。”
袁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她的丈夫有数百万的中国读者,其中包括秘密支持民主改革的中国官僚机构成员。
杨洁last去年被捕也不是他第一次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
2011年,杨因涉嫌怀疑他在组织被称为“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被公安部访华期间被拘留三天。
情况可能更糟,但当时的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朱拉(Julia Gillard)当时正在访华,并在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亲自询问了杨的情况。
为避免发生丑闻,北京释放了杨。
当时,杨决定通过公开拘留不与北京抗衡。
相反,他和他的导师冯教授告诉人们,他的缺席是一个“误解”,而且博主病得很重,无法接听电话。
当杨某被捕时,冯教授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秘密警察等了24小时,看看杨的旧雇主MSS是否会来救他,但没人来。
陈永林说,这是杨不再从事中国情报工作的另一个迹象。
陈说:“如果他仍然是间谍,杨将不得不在24小时内向上司报告。”
在2011年被捕后,杨致远在悉尼居住期间继续呼吁中国进行民主改革。

“他们会尽可能久地抱住我”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还看到了澳大利亚领事官员访问监狱的一系列外交报道。
他们描述了长达一年的拘留对作家的身心伤害,作家被关押在北京一个高度安全的拘留所中。
他每天接受两次审讯,并经常暴露在光线下,导致体重和头发减少,面色苍白,记忆力减退,耳鸣、,行。杨告诉领事馆工作人员,他认为自己“疯了”。
杨还对澳大利亚外交官说,他对被释放感到绝望:“他们将尽可能长时间地抱我。”
自从12月以来,澳大利亚当局也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冠状病毒的爆发迫使1月和2月取消访问。
已与澳大利亚外交大臣联系,以发表评论,但在发表前未作回应。
去年4月,杨的妻子袁和他们的女儿在澳大利亚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他们仍然被困在中国,不知道何时或是否将其释放。
袁说:“我曾尝试去澳大利亚,但由于中国移民而被阻止,他们不允许我离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政府官员说我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不能离开中国。我与他们两次确认,因为我不敢相信。”
尽管遭到北京报复的风险越来越大,但杨致远继续写作并保持活跃,直到被捕之日。
在其博客中写道: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言论可能会导致刑事指控,真正的写作需要一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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