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喻智官
民主先贤王若望百岁了，他离开战斗了一生的世界也已十七年了，但他的精神遗产依然留在人间，还在感召着后继者奋进。
王若望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就是不仅对共产党——他曾经参与构建的营垒——的反叛，而且其反叛的彻底性在同侪的中共党内追求民主的异议高干中独一无二。
有关王若望的独一无二早已为人熟知：他毫不留情抛弃入党时的初心，不表“第二种忠诚”；他决绝地否定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强调补资本主义的课；他在支持胡耀邦推进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同时，直接参与指导民间的反对派组织，早在一九七九年，一批青年人在上海成立“人权研究协会”，他就接受邀出任顾问；八九民运期间，他以被邓小平开除党籍的戴罪之身，无所畏惧地两次带头上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并因此第三次坐牢一年多；出狱后，他还在取保候审就筹划恢复“人权研究协会”；流亡海外后他在纽约创立民主党，以此表明推翻中共独裁政权的决心……
今天我不详叙王若望的上述业绩，单从他和王炳章、彭明的关系谈他的反共意志！
一年前，彭明在狱中被残害死引发各方震惊的同时，又传出王炳章在狱中重病仍不屈不挠甘愿把牢底坐穿的消息，让许多民运和异议人士重新审视和认识了彭明和王炳章。中共是民运人士最好的评判员，他们置彭明和王炳章死地而后快，表明彭明和王炳章才是中共最惧怕的反共义士和铁汉。但无论是王炳章还是彭明，入狱前，由于他们提出民主革命的理论，主张不排除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共，使他们的观点得不到大多数同道的认同，在海外民运中几近孤立。
一九九八年，王炳章为组党闯关回国被中共逮捕，王炳章尚在狱中，海外十三位著名民运和异议人士联名撰文谴责王炳章，唯有王若望等极少数人继续力挺王炳章。
早在八七年，王若望就开始和王炳章交往。当时还在国内的王若望通过访美的民运人士和王炳章取得了联系，并在给王炳章的信函中表示，认同《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支持他们反对中共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立场。王若望流亡美国后经常和王炳章见面交流，有几次王炳章住在王若望家里两人彻夜深谈，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时，他们认为运动的指导思想仍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改良”，缺少“更换政权乃天赋人权”的革命意识。对于民运内部出现“与中共当局谈判、建立良性互动”的思潮，他们都认为这种论调的主张者“认不清中共的本质”，强调中共拒绝政治改革，人民就有权以革命的形式推翻中共，包括策动军队反戈。
所以，王若望和王炳章自始至终是推动民主革命的战友。
彭明二零零零年流亡海外，并很快在美国成立“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不久又组织成立“中国联邦临时政府”，彭明为此在法拉盛召开记者会。因为彭明提出在三、五年内取代中共，并“不排除用暗杀方式惩罚贪官”等激进主张，支持他的民运人士寥寥无几。王若望和彭明并无交往，但他不顾“好心人”的劝阻，带着老迈之躯去记者会声援。只要致力于反抗中共专制暴政，推进自由民主大业，无论是谁他都毫无保留地支持，而不在乎是否有损自己的羽毛。事后王若望还将自己喜爱的一套上好西装赠送给彭明，以示鼓励和支持。
王若望在那天的会场上激昂发言，“推翻共产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老了，也许看不到这一天，但共产党的垮台是必然的……”五十多天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支持彭明的铿锵话语成了他的遗言！
今天我们纪念王若望，回顾他和王炳章、彭明的交往，联想他们类似的遭际，可以引出诸多反思。过去几十年，海外民运中的主流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运人士，而王若望、王炳章、彭明等主张人民有权运用革命手段推翻中共的人被边缘化，不仅得不到任何资源，甚至处于被排斥被孤立的境地。这不仅是王若望、王炳章、彭明等人的悲哀，也是中国民运人士的悲哀，更是中国整个民主运动的悲哀，人们不难从这种悲哀中找出海外民运日渐式微的端倪。
聊以慰藉的是，彭明等人惨死的血淋淋事实成为殷鉴，让愈来愈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残暴本质，认识到一味和中共讲“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没有出路的。值此纪念王若望百年冥诞之际，所有立志结束中共暴政，推进自由民主的有识之士，都应重温王若望等人提出的主张，进一步传播民主革命的理念，坚守以暴抗暴是被压迫人民神圣权利的信条，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而奋斗，以此告慰王若望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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