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鲫鱼
平安夜，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遭遇患者家属ISIS行刑式割喉，终因抢救无效身亡。再说更多之前，首先致以哀悼，并对残忍的暴行予以谴责。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遗憾的是，这不是个孤例，患者或其家属暴力攻击医护人员，这既非空前，恐怕也难绝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悲剧背后的动因不除，它总会变换着时间、地点、人物和方式粉墨上演。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如果只有哀悼和谴责，没有思考和呼吁，那么这些哀悼和谴责就是“凹造型”，至少可以说是廉价的。
（一）
当人的能力和内心强大到一定境界后，最让他幸福的事情就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人性向神性升华的过程。这是比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最高需求“自我实现”更高的一种境界。实际上，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互助社会，每个人通过解决别人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交换劳动而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这是一种同时获得肉身享受和精神享受的过程。因此，理论上说，人类社会本来就应该友爱和谐。可是，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的阴谋、那么多的互害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的是贪婪。许多人把贪婪归结为兽性，这是情绪化的表达。其实野兽并不贪婪。吃饱了的肉食动物，绝不会为了看到更多的“存款”而继续猎杀。非洲的狮子也不会因为想尝尝北极海象的美味而长途跋涉。可是，人却会，因为贪婪。贪婪总是表现为过度的占有欲和畸形的好奇心，而且，一旦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制约，贪婪就会表现为欲壑难填，甚至不顾一切。
第二个原因是嫉妒。在国际关系理论里面有两个概念，分别为“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追求绝对收益的国家，只关心在国际博弈当中“我得到多少”，而关心相对收益的，则更注重这个过程中，我得到的比别人得到的多多少。当大家都倾向于追求绝对收益时，则和平繁荣可期，而都选择追逐相对收益的时候，就离争端甚至战争不远了。国家和国家是这样，人和人也是这样。当然，如果博弈双方长期处于不对等地位，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拿得多，这种合作就注定不可持续。
基督教把贪婪和嫉妒列入“七宗罪”，想来就是这个道理。尽管我们可以不去相信那些神神鬼鬼，但在这方面对人性的洞悉，还是不得不服的。
人有别于动物最根本的特点，其实不是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是能够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则来维持人群的稳定与和谐。可是，制定规则的也是人，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制定规则的人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换做是任何人，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发挥人性之恶，将制定规则的权力变成最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家族的资源。所以，能够制定规则是人类之幸，制定规则的过程往往不可控，就是人类共同的悲哀。而比这个悲哀更可悲之处在于制定规则的人往往还手握执行规则的权力和解释规则的权力。如果说贪婪和嫉妒，是来源于人性的悲剧之根，那么规则制定的不可控、规则制定与执行和解释的合一，就是人类社会的悲剧之源。两者合一，终将汇成摧毁一切的滔天洪水，没有方舟，无人幸免。所有人都等着命运掷下的骰子，接受审判。
（二）
杨文医生的事情，近日正在刷屏，或仍将持续时日挖出更多的细节和隐情。本文不做猜测和赘述。本po主从来不爱追热点，最喜炒冷饭。杨文医生的悲剧，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医生——兰越峰。是的，就是那位因为不愿意给患者过度治疗还公开爆出内情，最终因影响了同事收入被全体投票辞退的“走廊医生”。事情已经过去5年了，“走廊医生”恐怕早已被遗忘。然而，她被赶出了医院，她像唐·吉可德似地冲去战斗的那架风车却依旧在转动。如今，时光依旧流失，医院却难说太平。
医生本来就不应该过度治疗，可是只有过度治疗，医院才能更好地创收，领导才能有更漂亮的政绩，医生才能拿到更多的绩效工资。在这种体系下，如果医生不配合作恶，必然有穿不尽的小鞋，倘还敢公开曝光，仅仅是“除名”而没有成为维稳对象甚至送进精神病院，就算是客气的了。
在关于“走廊医生”最后的报道中，她自己两次走上自杀的边缘，也与一直信任和依赖的丈夫离了婚，除了母亲和儿子，她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傻子和疯子。当问起对于自己当年的选择，这位“走廊医生”兰越峰回答得很真实，“失去一切，我后悔了”。当年方舟子用“过洁世同嫌”给自己脸上贴金，如今兰越峰用自己的悲剧给了这句话恰当的解释。一个人因为做了正确的事而受到生活的惩罚，并为曾经的正确后悔，这事儿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民族脊梁的话，“走廊医生”可算货真价实的一位。可是脊梁也是血肉之躯，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打断自己的脊梁。古代的例子很多，当代的例子嘛，就不提了，免得敏感。所以，我一直对进化论迟怀疑态度，一个脊梁总是被打断的民族，应该是不会进化，只会退化的。
（三）
我提“走廊医生”绝无映射和暗示民总医院过度医疗创收的意思，而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医生和病患，本应是天底下关系最和谐的一对关系。父子有时反目，夫妻可以成仇，可当一边是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等待救治的患者，另一边是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护人员的时候，怎么可能闹到反目的地步呢？
或许我们从另外一些新闻当中可以找到答案。比如说，小病小痛就把医院的所有检查都体验一遍（当然都不是免费的）；比如说，几颗廉价药物就可以治好的病，非得拿一堆药回家打几大罐吊瓶；更比如说，如果家里有了个较重的病人就倾家荡产；再比如说，因为经济不支了，医院就停医停药把病人扫地出门。
如果医院已经成了牟利而非治病救人的场所，那么医生的神圣形象自然淡然无存。我有不少的医生朋友，他们也不都是唯利是图之辈。可是，当病人对医生整体失去了信任，当病患及其家属在健康和康复后再难过上体面生活两者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医患关系还能好吗？当然，患者为健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医生得到的应该不是大头，但他们却是站在一线直接面对患者的人。因此，也承担了来自患者及其家庭最多的攻击，从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容易受伤的人。
当然，戾气不都来源于医患关系。当一个社会的规则不能够给各个阶层以足够的体面，当极少数强者可以无限度地攫取和挥霍资源而大多数的弱者只能为了生存去争夺可怜的那一点残羹冷炙的时候，暴力和欺骗可能就是最有效的手段。而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一旦形成，想改变就难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雪山消融，也非一日之功。
人类进化了几千年，终于知道暴力不是个好东西。出现了问题，按规则办事，规则不合理，咱们就改。然而，无论怎样进化，暴力都会是个人的最终救济手段。刘邦坐天下后尚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两千年后，还醉心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思想，能消除社会的暴力吗？
（四）
其实事情很简单，医疗必须有一个去产业化的过程，再加上一个去双轨化的过程，医患关系重回良性轨道不会太遥远。
记得20多年前，彼时中国的银行里却放着巨额的居民储蓄，经济却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于是不知何方高人祭出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商品化”的法宝。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痛陈医疗产业化之弊，建议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后顾之忧的办法来鼓励消费，投稿到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南风窗》杂志。没过多久，杂志社编辑打电话来找。那时的大学宿舍没有电话，我屁颠屁颠地跑到收发室，接受了编辑的一顿鼓励后也得到了他最终的回复“你写的问题是最新的国策，我们不敢发”。从此我便断了写文章发表的念头。当时我仅是个大一的学生，我相信比我想得深、想得远、想得透彻的大有人在，可是媒体上都很“讲政治”。20多年很快过去了，当时的三大法宝，早就被称为“三座大山”。可是，20多年过去，媒体比当年更“讲政治”了……
其实后来想想，自己很幼稚。一旦经济保障实现了，老百姓不安分地要求别的权利，该如何是好呢？毕竟历届人民都不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插在草地上装点比较合适。
（五）
杨文医生遇刺后，我有些医生朋友说，他们要开始去练健身，然后练格斗了。一手拿着手术刀，一手拿着西瓜刀，左青龙、右白虎，画面太美，不敢直视。写进史书，后人应该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国家里人类的全能发展而骄傲吧。
医生遇刺，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那把刀依然在那里。平安夜它被捅进了杨文医生的喉咙，5年前它无形地捅向了兰越峰的职业生涯。之后还会捅向谁，捅哪里，天知道。
只是这把刀太威武、太锋利，它不仅捅向医护人员，还可以捅向每一个说出它存在的人的心脏。既然大家都畏而不敢言，我们干脆把杨文医生的死怪罪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头上吧，这样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转自作者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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