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革命者的激进是被当权者的屠刀激起来的

——与周舵先生聊聊学人与革命两个问题

作者：杜导斌  2017-11-28

（文字初稿整理出来后，给舵爷第一（周舵）看过。周舵先生认为我和他聊的问题，三本电子书里基本都谈到了。希望我先读完。在这里我要向周舵先生表达歉意，由于我严重近视，双眼各戴近视镜片1000度后的视力也只0.1、0.2，周舵先生的大作是电子书，太长，屏幕上显示的字又小，放大读吧，每一行都得来回挪动页面，读起来过于吃力。因此，现在只能先将这篇商榷文字发表出来，如有错误，等以后有幸拜读完纸版再纠正。）

1，谢谢周舵兄惠赐大作。可惜的是这个网络的书，读起来非常费力，要是有个纸质书就好，可以认真拜读。这样的三本书，我今天早上只能是简略地浏览了一下，还是有个大致的感觉。当然，周舵兄论证中的精华部分是没办法领教的。我主要看了序言和目录，还有很少的篇章，就是有个大致的感觉，只是感觉，不可能那么严谨，现在随便说说，算是不辜负周舵兄惠赐的一番美意，周舵兄文注明欢迎批评，那我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2，对您的保守主义，准确说来是有保守倾向的那个自由主义，我是认同的。对于中国当前的、以前那个时期的激进的那些思潮，那种困惑，周舵兄拿手术刀解剖，希望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花了巨大功夫。这里专门谈谈激进。周舵兄的大作好像默认激进为革命者的独有特点，好像反革命就不激进。这点我不赞同。在我看来，维护秩序的与反秩序的，都可能很激进。只责备反秩序的激进，指责革命者激进，不责备反革命的激进，是片面的。维护秩序的可能同样激进，甚至更激进，率先激进。反秩序的激进，很大程度上倒是维护秩序的激进主义给激将起来的。清末的革命风潮，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权者用屠刀给激起来的，自身问题重重，腐朽无能，还拒不改革，堵死和平改良的道路，只会镇压，对秋瑾等革命志士祭起屠刀，这就把不满现状的人们给逼上梁山。官家激进主义到辛亥前上升为主流，扩散到民间，此后一直纠缠中国直到文革结束，今天又死灰复燃，清末就是这股激进主义的源头之一。

3，比如现在维护秩序的许多做法，抓捕律师，抓那么多人，在家里写博客的作者，温和的维权人士，上访人士，不管什么人，只要让当权者烦心，都抓。这些人中很多是在现行宪法法律的框架内活动的，政府无视宪法法律，找点茬给抓起来。没有罪证的，要千方百计罗织点什么东西给治一治。比如周世锋案，酒桌上的几句话，就成了罪证，还是胡石根讲的，不是周世锋讲的，硬要栽到周的头上。周世锋与胡石根，一没组织，二没纸面上成形的政治纲领，一个律师事务所无论用什么方法为本所代理的案件呼吁、炒作，都是完全合法，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结果硬给定个颠覆罪。退一步说，胡石根谈民主，也符合现行宪法和钦定的“24字核心价值观”，合宪的政治意见怎么就是罪恶呢？还有新疆的，从网上看到，搞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敌当前，这其实就是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戒严是要国家领导人公开发布命令的，现在一个区的书记就可擅自搞起戒严，这是严重越权，这是区权僭越了国权，是颠覆国本的，最高领导人任凭本属自己的权力被下属滥用，居然不闻不问，好像还很认同。荒唐！

4，和平年代，菜刀都要实名，还要量尺度，甚至一个八十岁的老翁有本《古兰经》，都是暴恐罪。这不就是激进吗？所以，现在谴责激进，矛头始终针对反体制人士，极其片面。其实现在体制内人士才最激进，横行霸道。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完全不征求民意，也不给理由和时间，一纸令下，就可把十几万合法居民给赶到大街上，游离失所，什么宪法法律都不放在眼里，肆意破坏宪法法律的权威，还有谁比这个更激进？那些“低胆人口”应该把北京的市委书记市长给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公民个人为非作歹，可能造成重大危害，但公权力如果为非作歹，则会造成极其巨大的祸害。北京市这次肆无忌惮驱逐“低胆人口”说明，一个市委凭一次会议或一纸命令，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给予十几万人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损害。约束公权力，实在是中国大陆的当务之急。

5，还有那些乱抓私营业主的，宣扬文革的，都是最激进的分子，制造一种貌似怀旧的情绪，实为不满现状，而且藐视法制，只是谄媚当权者。这帮人就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今后新疆和北京如果出现激进主义抬头，现在这些胡作非为的掌握者就是罪魁祸首。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完全理清思路，只是随便说说。我觉得呢，就是周舵兄的这三本电子书，明显的，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把关注点过多的集中在中国，三本书的重心都在中国。

6，你是想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当然你视野非常开阔，你把世界的，特别是欧洲的，美洲的，美国的，那些个宪政的经验，宪政理论，来解中国当前的死结。

7，就政治角度说，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很大分歧，因为这个激进的革命啦，那个对现状，对秩序彻底的破坏，其实是对文明的摧残。我基本赞成周舵兄的意见。

8，但是我觉得，你那辈啊，你跟我大概相差十岁吧，是不是？我是六三年的。当然也可以勉强说是一辈的，你我现在面对同样的困境，同样的困难。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我们现在是在野，不可能在朝，对中国。就是这个国家，只是承担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责任。我们主要是对自己负责，做一个学者，主要是对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负责。而不必对国家，对这种国家，去承担政治责任，或者承担思想责任。

9，我觉得我们把大量精力，一生的精力用于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并不值得。中国的政治问题不代表人类的政治问题，有些还是反人类文明的性质，光解剖中国的政治，很难得出普世性的结论。逻辑上，这叫孤证不立。把毕生的精力用在研究中国的某些畸形的特例上，对你，对我，都是不公平的，也是一种贬低。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现在这个地步，这个程度，这个年代，我们没必要给予她过多关心。我们可能需要把视野再放开阔一些，我们研究的问题不一定非得放在中国。

10，关于革命的问题，我跟舵爷有些观点不一样。舵爷前面还有一本书，是研究革命与改良的。你的研究以“四大革命”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阐述革命，反思革命问题，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研究的对象，你把“四大革命”作为研究的对象，逻辑上是不周延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远远不是人类革命的全部，比如九十年代及以后发生的东欧天鹅绒革命，北非的颜色革命，好像都没有关注。如果是我，我做这个方面的研究，我是不会再只以“四大革命”为研究对象的。

11，革命过去是一个，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是主导话语的一个正面的中心词。在这百年来的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领域，也包括学术，革命是一个中心词，我觉得这是个误区。

12，我认为包括“四大革命”在内的革命，其实是什么呢，是在某一个领域发生的突变。汤武革命，只是王权变更。汉景帝讳言汤武革命，担心动摇刘邦夺取秦朝天下建立汉朝的正当性，其实刘邦革秦朝的命，也只是革了秦朝皇帝的权力地位，秦的制度框架和文化，汉朝总体上都是沿袭的。“四大革命”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工业革命是在工业领域。革命，就是在这样某一个领域发生的一种突变。但是整个大社会，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变，或者是没有跟被革除的因素同步改变。那些其它不改变的东西实际上是支撑着这些急剧的改变。部分发生改变，社会整体并不全面改变。全面彻底的改变，就没有支撑改变的平台，就是毁灭。革命就是，我的理解是，社会中的一个因子或者是几个因子或者是若干因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比较常见的则是政治领导人的改变，军事将领的成败，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部分在某个时期发生急剧改变。这些改变虽然突然、剧烈，但也是在大面积荒地得到开垦、水稻与小麦持续种植、已有文字与记载、社会习俗和基本伦理等许多前期文明成果不发生同步改变的前提下才得以进行。

13，可以肯定，革命也不是全面改变。革命中的改变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还有一些支撑着改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在支撑着改变。离开那些不变的东西，改变就不可能成立，不可能改变。而且那些改变的东西带有一种试错的性质。就是说在短期内发生激烈的面向人们的愿景的方向去改，改了之后呢，会发现，或者是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实践上，发现改变带来新的更大的问题，或造成巨大的痛苦。带来的问题比不改还要多，改变的成本太大，后果不理想，那么也就可能把它们再改回来，就是缩回来，那些改变的东西又被丢弃掉，拒不改变重新占据主导。

14，我的观点是一种演进主义的观点。社会演进主义，也可称为历史演进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史是缓慢演进的，整个人类社会是逐渐演进的。人的生物性的一面可能并未发生演进，但社会性的一面在不断演进，有时演进还很快速。即使偶尔发生个别少数因素的突变，也只是社会演进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过去中国人写历史，过于突出或者看重帝王将相的作用。后来呢，这近百年来我们过于看重什么？看重革命家的作用，看重所谓革命事业。占据社会中心的话语一直是政治的、主要是革命政治的：摧毁旧世界，建设新国家等。中心观念是革命家们改变了中国历史，并进而带领全中国取得进步。从辛亥革命起，革命并非完全无用，但对革命家这部分人，对革命的正当性，历史价值，实在是看的过高了。我们的那个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全是体制内写的，掌权派过多的突出孙中山啊，毛泽东啊，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些反共的政治领袖，当年也是以革命家自居的，只是被作为当代史的反革命主角，但仍然是主角之一。革命，革命家，反革命家，对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确实发生过巨大影响，但中国是13亿人的中国，不是那几个人的中国。

15，我们的历史视角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整个社会，大的社会那种变化上面。所以仍然是一种政治史指导的，不是社会史主导的。我认为关注的重心应该是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改变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我们跟世界上那些好国家和文明相比，哪些地方进步了，进步多少，哪此又退步了？这个我觉得更有意义。在一个社会演进主义者看来，人类文明就是改良主导的。所谓革命，实质也是改良，是迅速改变不良的那部分。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告别革命，就是改良，一切都在和平的秩序下，一步一步的改变得更好。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去关注革命，去关注毛泽东等的是与非、荣与辱，去纠缠这些烂人破事。今天，在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学者眼中，学术应该战胜立场，普世性关怀重于民族性关切，严复和胡适们面临的救亡重于启蒙，经世重于学问，这些历史包袱，都应该甩掉。

16，我觉得您还是有一种国师的那种情节在里面。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没有必要去给中国的，在朝堂上的，还是在社会的，去当国师，或者是导师，或者是师爷。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的权利，你可以这么做，我不会。我五十多了，感到没必要把自己的事业及一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这种专制体制绑在一辆车上，把中国问题始终背在背上。我没必要非得对中国说话，不管是对在朝的，还是民间的，包括当前那些希望急剧改变现实状态的那部分人，也不要把他们的权重看得太大。

17，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那帮不成器的东西，让人灰心，甚至死心，让人不再对他们抱什么希望。那就是一伙不择手段保江山的混账东西，至今还认为江山就是红家的。最近偶尔看看电视，CCAV里就播这里那里在搞什么食酒大报告宣讲。就感到好笑。这食酒大报告，一无有深度有创意的学术思想，二没民意，没有可读性、正当性与合法性，到底宣讲个啥？高深不过？得民心不过？说白了就是售奸，与传销一个德性，让人联想起兜售庞氏骗局的骗子。说好听点就是劝诱，劝诱老百姓拥护、服从。不就这点小九九吗？搞得大张旗鼓的。真正有得人心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比如小英子的讲话，比如川普最近在韩国和越南的两个讲话，在网络上是“不胫而走”，用得着浪费许多人力财力去向大学生灌输吗？

18，横竖这个体制，主要是据这个体制为己有的那伙人，没把社会当回事，没把你我当回事，也没把国家和人民当回事。我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回事。这次北京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事，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伙人不可救药。如此傲慢，作出危害数十万人财产自由和重大决定，竟然如此草率，行动又如此决绝。这帮人在丧失了对民众的敬畏之余，又丧失了最基本的体谅和关怀，也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良知。什么叫暴政？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是。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按孔子说的以直报怨，不一定要视为寇仇，但可以对等的视为草芥。官视民如草芥，民也视官为草芥。你们驱逐“低端人口”，怎么能不让“低端人口”生出驱逐你们这些伪高端人口之心？

19，这是群因对权力地位的贪婪和傲慢，因权力、地位以及支撑其所谓自信的“文凭”远高于常人，而在道德、智力、常识和能力等方面远低于常人，却又毫无自知之明的家伙。正合了利令智昏一语。这伙人缺乏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政治事务的能力，却又贪恋权势不肯让贤，于是就以简单粗暴和欺诈为能耐，为人处事，以自我为中心，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人民，把事情搞砸，再傲慢地祭起暴力，以图平息因失策失措等而激起的反抗，并压制一切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他们的这些作法都是野蛮的，反政治文明的。现代政治文明有些基本的规范，或者说是基本善，其中就包括不得侵犯同胞的生活、意见和利益，对这些领域的侵犯被认为应该绝对禁止；还有不压制他人的意见和真话，尼布尔说的在理，压制并不能改变该意见，甚至可能助长错误意见，讲真话是把生活经验拿出来分享，应该鼓励，怎么能压制？

20，他们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个国家在他们手上会被折腾多年，直到他们撞到头破血流，连累亿万人民受够磨难，像二战前的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他们尽兴地玩，玩国家和亿万人民于股掌之中，直到被反抗的怒火所毁灭，或遭遇某种变故被淘汰出局，这个国家才会走上正轨。让人经常感到悲哀的是，这个国家政治史中遗传下来的野蛮的成分太多了，太顽固了，各种专制独裁的毒，也许需要全部释放出来，放尽了，才会好，用极端痛苦的事实证明行不通，像纳粹当年，然后才会接受文明的规范。

21，中国历史上，只有周公姬旦，汉朝的文帝、景帝，唐太宗，还有宋朝的仁宗、孝宗等极少数几个成点器，给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明提供了些增量。现在的这个老大，以为大权在握，就什么都能干，像初中生，什么都能学会似的，他想留下思想遗产或政治遗产，基本不可能。在我看来，照现在这样搞下去，连中国历史上那些古代优秀帝王都远远不及。因为他们实行的好歹还是仁政，现在搞的却是暴政。仁政尽管离自由民主千万里，但大方向上终究是趋向文明的，暴政则是野蛮。连古代帝王都不及，就更不谈现在了。以后无论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政治思想史，提都不会提他一个字。要提也是反面例证。他没任何有价值的新东西。增进野蛮而不增进文明，今后谁会当事？

22，你我到这把年纪，政治上既无组织支持，也没有军队支持，也没有财力支持，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即使哪天万一（亿一？）侥幸掌了权，也是个弱主，在一个强人林立争相向上爬的政治群体中，还不是得四处嗑头作揖？指不定哪天就被人给赶下台来。所以，不如早点断了那个念头，断了从事实际政治的念头，也断了作国师的念头，老老实实跟《庄子》学，求国不用而自用，跟韦伯学，以政治学术为业。

（根据本人的语音整理，整理时有删有增）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November 28, 2017

原文：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