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欢迎”中国总理到悉尼，在Town Hall 聚集了在澳洲众多热爱民主自由等各方面的人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藏人队伍里的那面大鼓威震八方！
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欢迎”活动（图）与《人血的盛宴》（文）
今天，为了“迎接”中国总理来悉尼，在澳洲众多热爱民主自由等各方面的人士，展开了别具一格的“欢迎”活动:
 |
| 孙宝强写的对联（举牌者是她的丈夫陈浩） |
人血的盛宴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黎明，那些倒在血泊的年轻生命如果活到今天，他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不久前的某个夜晚，在那座据说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在一家绝对顶级的豪华宴会厅里，举办了一场堪称顶级的豪华宴会，水晶灯闪光灯交相辉映，红的酒橙的汁杯盘迭晋，近百桌上千人的排场，＄200大洋的一张餐劵，一大堆国家政要，社会精英，成功人士，画家作家，演艺明星，当地的华文媒体更是倾巢出动，以纪念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那场居留运动。 |
| 盛宴会场 |
令人惊讶的是，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空前盛会上，所有的历史视频，文艺演出，新书（《澳洲：居留岁月》）首发，名人讲话，慈善拍卖，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字提及 “六四”，提及“天安门事件”，提及早已死去的青年和他们正在老去的母亲，提及因此被杀被关致伤致残穷困潦倒的所谓“暴徒”……在许多人的嘴里，文字里，
这场当年的“民主运动”变为了今天的“感恩行动”---感谢澳洲政府的慷慨大度；一段用人血换来的“居留岁月”转眼间换成了一些人赚钱发财的“流金岁月”……
有人说过，面对强大的专权暴政，假如你不敢说真话，但至少可以争取不说假话。
今天，一些海外的中国人只是面对一些物质的诱惑，竟然不敢说真话了。历史难道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悲啊！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让人痛定思痛的悲剧。
 |
| 当年的抗议 |
整整二十五年了，当年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声悄悄远去，每年那天晚上中国驻外使领馆门前的烛光渐渐暗淡。当初的震撼震惊感叹感动如今好像成了落伍的代名词，但看到眼前那么多西装革履的“高等”华人面色红润自信滿滿，我还是忍不住要把几年前说过的话一字不改地重复一遍：
“我们当然要对正义、仁慈的澳大利亚永远心存感激，但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国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的烈士。我们要大声的承认，我们是吃过人血馒头的，我们是六四的直接受益者，是六四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自由、平等、祥和地生活在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都和六四有关。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更不能过河拆桥。我们不是也常常看不惯那些某某事情的既得利益者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六四恐怕将是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痛。我们不能遗忘，不敢遗忘，应该也不会遗忘。我们每年的今天站在这里纪念六四，祭奠死者，仅仅是为了求得良心安宁，为了守住我们最后的道德底线。”
但愿那场盛宴上的中国人夜半醒来，摸摸自己的良心。
（墨尔本）淘汰郎 2014年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
中国网民大迁移——转战ICQ（附使用说明）
最近天朝为了严控政局而钳制言论，在微信和QQ等通讯软件里屏蔽、封号封群，言论环境一片萧杀之气。不过把高压锅的嘴全封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近日国外通讯软件ICQ的中文用户喷发式增长，以致目前ICQ服务器有些迟滞。ICQ是英文“I SEEK YOU”谐音，意思是：“我找你”。它是QQ的祖宗，1996年以色列人发明后被几个国际公司辗转收购。2011年增加了手机使用程序，并重放异彩。
这是一款免费无广告软件，占用内存很小却功能强大。使用与微信和QQ差不多，但却不再有敏感词，不会被删贴封号封群，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这是传播普世价值观，揭露真相和专制黑暗的理想平台！
告别微信的幽默段子：“在微信群的日子，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那时候，我一天扛200斤段子，一口气发十个群不换号！” ——吊民伐罪
不过，有不少人认为大多数国人还在玩微信，所以依然是传播宪政民主的主要阵地，而ICQ则是一个安全稳定的中枢堡垒和必备平台。
ICQ使用说明
目前ICQ还没有中文版，但安装后就可以像微信一样使用中文。若安装时英文有困难，可把关键词输入微信里自动翻译。即使不懂英文的，也可在几分钟内就弄好。
下载ICQ软件：
汉化中文版可百度，或：http://pan.baidu.com/s/1o7TGm3w
听说国内很多下载网址已被封，以下为英文原版下载：
安卓手机版：ICQ.APK 17.2MB
电脑或其他手机版： https://icq.com/windows/en
建ICQ账户登陆（电脑版，若手机版大同小异）：
1. 输入手机号码（只用于系统给你发送验证码，任何人都看不到）；
2. 查看手机信息，把该验证码输入；
3. 自动登陆成功（目前ICQ通过手机发送验证码，不再需要密码）；
4. 加联系人：点击左下角小人像，再点上面的“Add contact”，输入对方UIN号码(见下面说明)，点“Search”；
5. 进群：在ICQ里接受朋友邀请，或用浏览器打开（微信无效）该群的链接，即可自动加入（若该群主设置需群主批准的除外）。
ICQ里的设置：
6. 个人信息：点左下面的齿轮，点“My profile”，显示你的UIN号码（相当于QQ号码）；
7. 其下可设置个人姓名、头像等（注：头像要求像素600以上）；其他个人设置点“General”；
8. 声音提示：点击“Notifications”，然后按照自己需要设置；
9. 字体大小：拖动“Interface scale:100%”下面的横线，可放大字体（整体放大）；
10. 语音或视频聊天：点击左下角的小人头图案，点该联系人，点右上角的电话或摄像头图案；
11. 防干扰：点左下角的小人像，右键点对方（或该群）头像，点“Delete”；或不想接收该人信息，点“Ignore”；
12. 置顶设置：点左下角的小人头图案，点该人或群，点右上角的3个点图案，选“Add to
favorites”；
13. “撤回”功能：右键点该聊天内容，选“Delete for all”；
创建和管理ICQ群：
14. 创建群：点击左下角的“时钟”图案，再点上面的“纸笔”图案，选择“Create groupchat”在名单里选至少2个人，点“next”，输入群名，即可建新群；据说群里人数可达10万人（适合办讲座等）；
15. 邀请他人进群：点击群聊天上右上角的3个点图案，选“Copy
link to chat”，再粘贴发给他人或群；另可点小人头+的图案，在名单栏选邀请人（可多选），点“Done”即可；
16. 群主可设置为群主认证才可入群：点击群聊天上右上角的3个点图案，选“Chat
settings”就有多个选择，比如设置只读，即全群禁言，仅指定人员发言(适合做大型讲座)；；
17. 群主可将违规者踢出群并永久不能再进群。
18. 设置群管等：群主可在群聊里右键点某人头像，设置其为“Make admin”；该群管就可对群员禁言，删除其在群聊中不合适的记录等。
更多的ICQ设置信息，请看（英文）：https://icq.com/support/en?open-form
顺便推荐几个ICQ群：
全球普世价值守护联盟群：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群：
王五四交流群：
文森编辑整理，并将会更新完善。本人ICQ UIN: 715095695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中国的经济奇迹结束了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本文译自George Friedman于3月10日发表在《市场观察》（MarketWatch）上的同名评论文章。以下是原文译文，略有删节。
靠出口拉动的经济不如当局所声称的那样强劲
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2017年的GDP增长率将降到6.5%。
由于衡量数亿人口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不过，中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比大多数国家的可靠性都更有水份。我们怀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要低于6.5%，如果真有增长的话。
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还在前面
李克强讲话的重要部分是，中国当局表示中国经济下滑仍未能停止，更困难的时候还在前面。根据《BBC》报道，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有望，但也是痛苦的。他把中国的经济比喻成从虫茧中挣脱的蝴蝶。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变得更糟。
中国的经济奇迹，正如之前的日本经济奇迹一样，已经结束了。其经济复活没有成功，也不应该对此惊讶。当从一个失败的经济体开始起步时，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以日本的情况，当时是从二战中恢复。中国则是从毛时代的政策中恢复。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工作，经济就会激增。如果之前经济的损伤足够严重，那么这种增速可能能持续一个时代。
但是，认为一个仅仅是修复国家灾难的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则是不理性的想法。经济越成熟，之前的经济损伤恢复得越多，那么这种超常的增长率就越难维持。这种中国在经济上将主宰世界的说法与1980年代日本经济将主宰世界的说法一样值得怀疑。如果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下去，那么日本可以主宰世界经济。不过，因为（经济增长率一直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幻想消失了，世界的过高期望也随之消失了。
中国的困境，就如日本一样，是其经济大多建立在出口之上。但是中国和日本都曾是穷国，对物资的需求低。他们通过利用低工资将生产的商品卖给发达经济体来发展了经济。结果是从事出口的地区越来越繁荣，而那些远离东部港口的地区却没有受益。
中国和日本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工资上涨。生产更复杂产品的熟练工人供不应求。当局侧重出口的政策将资本转移到了效率差的企业，拉低了效率和成本。但是，最重要的是，经济奇迹要靠消费国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出口奇迹取决于消费国的购买力，而不是中国当局的政策。
腹背受敌
在2008年，中国遭受了双重海啸的袭击。首先，金融危机让商品进口国陷入衰退，之后是长期停滞，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了。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是成本，现在中国有了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
北京当局最深的恐惧是失业，中国的内陆仍很贫穷。如果出口暴跌，失业率攀升，中国就会面临巨大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威胁。沿海会出现失业大军。这种组合恰好是1920年代让中共崛起的原因，这点中共心知肚明。因此，一个方案被提了出来，即通过大规模贷款维持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并支付工人工资。结果是效率更差，中国的出口更缺乏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输出低成本商品导致了西方在中国的投资热潮。但投资热对中国商品购买国带来了两种方式的损害。首先，低成本商品损害了购买国的企业。第二，投资资金从商品购买国流入了中国。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影响。在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停滞和中国急切地通过持续货币贬值来维持出口都造成了政治反弹，这种反弹正好在中国最不能承受的时候发生了，那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与欧美消费者相连的巨大产业链。中国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的同时，恰逢欧美中的一些国家试图对中国出口制造障碍。有说法是可以增加中国内需，但是中国是一个广大而贫穷的国家，要中国产生足够的内需来消化其生产的产品，这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失业而继续进行不合理的投资，这将继续拖累经济。在经济上，中国需要一个大的衰退，来淘汰那些靠贷款生存的企业。在政治上，北京当局承受不了失业的代价。
中国现在被困在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进退维谷。一个解决方案是改变政策，通过压制的手段让这种矛盾能够处在控制之下。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限制中国经济与美国的联系，这是北京承受不了的。此外，中国必须能够利用太平洋和印度洋出口。这意味着控制南部和东部中国海域。美国正在积极抵制这种控制。
日本过去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现在日本变成了一个低增长但稳定的国家。但是，日本不用应对10亿贫困人口，也没有社会动荡和革命的历史。
中国的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它的经济现实已经确定。它现在有一个政治问题：在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当局如何来管控巨大的社会不满。它还需要决定如何应对挑战北京当局和其核心利益的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
北京正在做的一个动作是说服世界，它仍然如十年前一样（经济强劲）。这个策略或许会奏效一段时间；很多国家仍在通过一个（认为中国经济仍然稳健的）透镜看中国，尽管这个透镜早已破裂。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中国不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日本才是。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下降，这揭示了一个最大真相：当一个国家需要把钱放到必须安全的地方时，它们放在美国。
George Friedman是Geopolitical Futures LLC的发起人和主席，Geopolitical Futures LLC是一家解释和预测全球事件的网上出版商。
阅读原文：China’s economic miracle is over
靠出口拉动的经济不如当局所声称的那样强劲
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2017年的GDP增长率将降到6.5%。
由于衡量数亿人口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不过，中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比大多数国家的可靠性都更有水份。我们怀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要低于6.5%，如果真有增长的话。
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还在前面
李克强讲话的重要部分是，中国当局表示中国经济下滑仍未能停止，更困难的时候还在前面。根据《BBC》报道，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有望，但也是痛苦的。他把中国的经济比喻成从虫茧中挣脱的蝴蝶。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变得更糟。
中国的经济奇迹，正如之前的日本经济奇迹一样，已经结束了。其经济复活没有成功，也不应该对此惊讶。当从一个失败的经济体开始起步时，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以日本的情况，当时是从二战中恢复。中国则是从毛时代的政策中恢复。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工作，经济就会激增。如果之前经济的损伤足够严重，那么这种增速可能能持续一个时代。
但是，认为一个仅仅是修复国家灾难的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则是不理性的想法。经济越成熟，之前的经济损伤恢复得越多，那么这种超常的增长率就越难维持。这种中国在经济上将主宰世界的说法与1980年代日本经济将主宰世界的说法一样值得怀疑。如果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下去，那么日本可以主宰世界经济。不过，因为（经济增长率一直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幻想消失了，世界的过高期望也随之消失了。
中国的困境，就如日本一样，是其经济大多建立在出口之上。但是中国和日本都曾是穷国，对物资的需求低。他们通过利用低工资将生产的商品卖给发达经济体来发展了经济。结果是从事出口的地区越来越繁荣，而那些远离东部港口的地区却没有受益。
中国和日本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工资上涨。生产更复杂产品的熟练工人供不应求。当局侧重出口的政策将资本转移到了效率差的企业，拉低了效率和成本。但是，最重要的是，经济奇迹要靠消费国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出口奇迹取决于消费国的购买力，而不是中国当局的政策。
腹背受敌
在2008年，中国遭受了双重海啸的袭击。首先，金融危机让商品进口国陷入衰退，之后是长期停滞，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了。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是成本，现在中国有了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
北京当局最深的恐惧是失业，中国的内陆仍很贫穷。如果出口暴跌，失业率攀升，中国就会面临巨大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威胁。沿海会出现失业大军。这种组合恰好是1920年代让中共崛起的原因，这点中共心知肚明。因此，一个方案被提了出来，即通过大规模贷款维持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并支付工人工资。结果是效率更差，中国的出口更缺乏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输出低成本商品导致了西方在中国的投资热潮。但投资热对中国商品购买国带来了两种方式的损害。首先，低成本商品损害了购买国的企业。第二，投资资金从商品购买国流入了中国。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影响。在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停滞和中国急切地通过持续货币贬值来维持出口都造成了政治反弹，这种反弹正好在中国最不能承受的时候发生了，那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与欧美消费者相连的巨大产业链。中国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的同时，恰逢欧美中的一些国家试图对中国出口制造障碍。有说法是可以增加中国内需，但是中国是一个广大而贫穷的国家，要中国产生足够的内需来消化其生产的产品，这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失业而继续进行不合理的投资，这将继续拖累经济。在经济上，中国需要一个大的衰退，来淘汰那些靠贷款生存的企业。在政治上，北京当局承受不了失业的代价。
中国现在被困在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进退维谷。一个解决方案是改变政策，通过压制的手段让这种矛盾能够处在控制之下。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限制中国经济与美国的联系，这是北京承受不了的。此外，中国必须能够利用太平洋和印度洋出口。这意味着控制南部和东部中国海域。美国正在积极抵制这种控制。
日本过去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现在日本变成了一个低增长但稳定的国家。但是，日本不用应对10亿贫困人口，也没有社会动荡和革命的历史。
中国的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它的经济现实已经确定。它现在有一个政治问题：在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当局如何来管控巨大的社会不满。它还需要决定如何应对挑战北京当局和其核心利益的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
北京正在做的一个动作是说服世界，它仍然如十年前一样（经济强劲）。这个策略或许会奏效一段时间；很多国家仍在通过一个（认为中国经济仍然稳健的）透镜看中国，尽管这个透镜早已破裂。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中国不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日本才是。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下降，这揭示了一个最大真相：当一个国家需要把钱放到必须安全的地方时，它们放在美国。
George Friedman是Geopolitical Futures LLC的发起人和主席，Geopolitical Futures LLC是一家解释和预测全球事件的网上出版商。
阅读原文：China’s economic miracle is over
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
【专栏】宋石男：台湾政治转型小史
2016-03-18 宋石男 中国企业家杂志
蒋经国的包容，让国民党内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满，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一样，把反对人士都丢到海里去。”
1970年代以降，台湾被联合国驱逐，而日本、美国等国家又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面临严重的国际孤立，仿佛亚细亚的孤儿。蒋经国对此的应对，是推行缓慢的民主改革、起用本省精英以及力行经济建设。然而，反对派的声音与行动，却越来越炽热了。反对派——党外人士与党国的冲撞，越来越强烈，终于酿成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人士走上更激进的政治反对道路，开始筹划真正组党。在谢长廷等人的推动下，1983年“党外选举后援会”成立，稍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也成立。1986年1月，“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宣布将在各地建立支部，这实质上近似于组党宣言。
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党外人士举行“党外选举后援会”的候选人推荐大会，忽然即席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也就是民进党。自此，民进党正式登上日益开放的台湾政治舞台。而这种开放，是党外人士的不断冲撞及蒋经国在审时度势下的包容而酿成的。
党外人士宣布组建民进党后，蒋经国并未镇压，而是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的包容，让国民党内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满，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一样，把反对人士都丢到海里去。”
可是蒋经国此时已经决心让反对运动合法化，他对多年的追随者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却难在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5日，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蒋经国促使与会者同意一份政治革新提案：1、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法》，取代动员戡乱临时条款；2、修正《人民团体法》；3、修正《选举罢免法》。这三项措施被称作自由化三法，其核心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及选举改革。
接下来的一年，全世界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些大事，显示出独裁者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窘困。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后，冷战高速退潮，苏联声明希望从阿富汗撤军，而其国内的政治自由化也正在启动。南韩方面，学生示威与工人罢工，促使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政权不得不将权力和平移交给民主政府。
时代、环境、潮流确实在变。蒋经国及其心腹李焕等人认为，国民党的政党架构已经不合时代需求。
1987年7月，《国家安全法》制订公布，解除了长达38年的台湾戒严。两年后，人民团体法与选举罢免法也制订公布，不过这时蒋经国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去世前，蒋经国除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还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台湾一直以“反攻大陆”为基本政策或名义上的基本政策，禁止台湾人赴往大陆。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台湾当局旋即对中国大陆采取“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台湾人民仍不能直接去往大陆，无论探亲、经商或旅行。
1987年5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直接挑战国民党权威。促进会成员身穿写着“想家”字样的上衣，在街头发送“骨肉隔绝四十年”的传单，甚至举办数万人集会。
1987年9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开放大陆探亲，开启两岸交流之门。不过，蒋经国仍坚持动员戡乱体制，声称开放探亲只是人道措施，属于民间私人行为，“三不政策”不变。
1988年1月1日，蒋经国又指示正式结束对报纸的禁令，也即限证（报纸数量维持在29家）与限张（每期报纸版面不能超过3张）的禁令。报禁一开，就有200多家新出版物向政府申请登记，其中多数都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持激烈批评立场。
解除报禁十多天后的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去世。
在去世前几年，蒋经国取缔了支持特务统治的刘少康办公室，又将自己一手提拔的情治系统首脑王升贬黜，发配到巴拉圭当“大使”，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安置王升的最远之地了。让他下这个决心的是1981年的陈文成案与1984年的江南案。
陈文成是美国卡内基大学的教授，支持在美国的台独运动，还为美丽岛杂志提供资金，1981年他回台湾探亲，遭警备总部传讯，其后尸体离奇出现在台湾大学校内，多处骨折与内脏出血。此案未能破获。
江南是美籍华人作家，1984年在洛杉矶住所被台湾黑帮刺杀，直接操办者是台湾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江南写作出版了对蒋经国多有批评贬斥的《蒋经国传》，据说还要写《吴国桢传》、《孙立人传》，这两位可都是蒋氏政权不待见的国民党前高层人物。有学者称台湾情治部门曾给江南一笔款项，要求他不出版蒋经国传，江南收了钱，但仍出版该书，于是动了杀机。还有学者指控说，江南案的幕后主使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
这两个案件，尤其后者，让蒋经国承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也饱受台湾本土舆论激烈抨击。他也许正是从此时下了整肃台湾情治部门的决心。在蒋经国主政时代，尽管也有政治迫害，但极少处决政治犯，他也屡次下令不要对群众开枪。
正如传记作家陶涵所言，蒋经国性格复杂，在他身上既有传统的王朝政治特征，也有朴素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左派气息，同时又混杂着美式民主的观念以及台湾本土经验的启发。
无论如何，台湾的威权政治转型确实是在蒋经国任期内启动的，不论小蒋是被动还是主动迎接这一巨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杂志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努力奋斗，很可能就没有报禁的开放；如果没有从新党运动到党外运动为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前赴后继，很可能就没有党禁的开放与选举改革；如果没有老兵们的公开宣示悲情与集会抗争，也未必有大陆探亲开放。个体自由和权利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等统治者施恩能等来的。
进一步说，蒋经国也只是部分启动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转型。他的“自由三法”，国安法、人民团体法、选举罢免法，虽然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但仍然保留了动员戡乱体制。因此，蒋经国开启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仍是有限制的、保守的。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辉手中。
李登辉是第一个担任国民党党魁的台湾本省人，也是第一个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本省人。他惯于搞平衡，继任后先赢得党内“二月政争”的胜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学运”的危机。此后用六年时间，李登辉主持三次修宪，成功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实现各级民意代表的全面选举，以及“总统”直选。
1996年5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陈诚在47年前宣布台湾正式实施戒严的日子，李登辉作为台湾地区第一位直选的最高领导人，在就职演说中说：“今日2130万同胞正式进入主权在民的新时代”。通常认为，台湾的现代民主体制就在这天确立。当然，它是否能妥善运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400年来，台湾被荷兰人统治，被郑氏政权统治，被满清王朝统治，被日本殖民统治，被国民党威权统治，终于在蒋经国主政末期启动自由化，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初步完成政改与民主转型。
蒋经国的包容，让国民党内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满，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一样，把反对人士都丢到海里去。”
1970年代以降，台湾被联合国驱逐，而日本、美国等国家又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面临严重的国际孤立，仿佛亚细亚的孤儿。蒋经国对此的应对，是推行缓慢的民主改革、起用本省精英以及力行经济建设。然而，反对派的声音与行动，却越来越炽热了。反对派——党外人士与党国的冲撞，越来越强烈，终于酿成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人士走上更激进的政治反对道路，开始筹划真正组党。在谢长廷等人的推动下，1983年“党外选举后援会”成立，稍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也成立。1986年1月，“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宣布将在各地建立支部，这实质上近似于组党宣言。
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党外人士举行“党外选举后援会”的候选人推荐大会，忽然即席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也就是民进党。自此，民进党正式登上日益开放的台湾政治舞台。而这种开放，是党外人士的不断冲撞及蒋经国在审时度势下的包容而酿成的。
党外人士宣布组建民进党后，蒋经国并未镇压，而是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的包容，让国民党内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满，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一样，把反对人士都丢到海里去。”
可是蒋经国此时已经决心让反对运动合法化，他对多年的追随者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却难在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5日，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蒋经国促使与会者同意一份政治革新提案：1、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法》，取代动员戡乱临时条款；2、修正《人民团体法》；3、修正《选举罢免法》。这三项措施被称作自由化三法，其核心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及选举改革。
接下来的一年，全世界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些大事，显示出独裁者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窘困。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后，冷战高速退潮，苏联声明希望从阿富汗撤军，而其国内的政治自由化也正在启动。南韩方面，学生示威与工人罢工，促使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政权不得不将权力和平移交给民主政府。
时代、环境、潮流确实在变。蒋经国及其心腹李焕等人认为，国民党的政党架构已经不合时代需求。
1987年7月，《国家安全法》制订公布，解除了长达38年的台湾戒严。两年后，人民团体法与选举罢免法也制订公布，不过这时蒋经国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去世前，蒋经国除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还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台湾一直以“反攻大陆”为基本政策或名义上的基本政策，禁止台湾人赴往大陆。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台湾当局旋即对中国大陆采取“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台湾人民仍不能直接去往大陆，无论探亲、经商或旅行。
1987年5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直接挑战国民党权威。促进会成员身穿写着“想家”字样的上衣，在街头发送“骨肉隔绝四十年”的传单，甚至举办数万人集会。
1987年9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开放大陆探亲，开启两岸交流之门。不过，蒋经国仍坚持动员戡乱体制，声称开放探亲只是人道措施，属于民间私人行为，“三不政策”不变。
1988年1月1日，蒋经国又指示正式结束对报纸的禁令，也即限证（报纸数量维持在29家）与限张（每期报纸版面不能超过3张）的禁令。报禁一开，就有200多家新出版物向政府申请登记，其中多数都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持激烈批评立场。
解除报禁十多天后的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去世。
在去世前几年，蒋经国取缔了支持特务统治的刘少康办公室，又将自己一手提拔的情治系统首脑王升贬黜，发配到巴拉圭当“大使”，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安置王升的最远之地了。让他下这个决心的是1981年的陈文成案与1984年的江南案。
陈文成是美国卡内基大学的教授，支持在美国的台独运动，还为美丽岛杂志提供资金，1981年他回台湾探亲，遭警备总部传讯，其后尸体离奇出现在台湾大学校内，多处骨折与内脏出血。此案未能破获。
江南是美籍华人作家，1984年在洛杉矶住所被台湾黑帮刺杀，直接操办者是台湾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江南写作出版了对蒋经国多有批评贬斥的《蒋经国传》，据说还要写《吴国桢传》、《孙立人传》，这两位可都是蒋氏政权不待见的国民党前高层人物。有学者称台湾情治部门曾给江南一笔款项，要求他不出版蒋经国传，江南收了钱，但仍出版该书，于是动了杀机。还有学者指控说，江南案的幕后主使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
这两个案件，尤其后者，让蒋经国承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也饱受台湾本土舆论激烈抨击。他也许正是从此时下了整肃台湾情治部门的决心。在蒋经国主政时代，尽管也有政治迫害，但极少处决政治犯，他也屡次下令不要对群众开枪。
正如传记作家陶涵所言，蒋经国性格复杂，在他身上既有传统的王朝政治特征，也有朴素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左派气息，同时又混杂着美式民主的观念以及台湾本土经验的启发。
无论如何，台湾的威权政治转型确实是在蒋经国任期内启动的，不论小蒋是被动还是主动迎接这一巨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杂志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努力奋斗，很可能就没有报禁的开放；如果没有从新党运动到党外运动为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前赴后继，很可能就没有党禁的开放与选举改革；如果没有老兵们的公开宣示悲情与集会抗争，也未必有大陆探亲开放。个体自由和权利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等统治者施恩能等来的。
进一步说，蒋经国也只是部分启动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转型。他的“自由三法”，国安法、人民团体法、选举罢免法，虽然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但仍然保留了动员戡乱体制。因此，蒋经国开启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仍是有限制的、保守的。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辉手中。
李登辉是第一个担任国民党党魁的台湾本省人，也是第一个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本省人。他惯于搞平衡，继任后先赢得党内“二月政争”的胜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学运”的危机。此后用六年时间，李登辉主持三次修宪，成功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实现各级民意代表的全面选举，以及“总统”直选。
1996年5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陈诚在47年前宣布台湾正式实施戒严的日子，李登辉作为台湾地区第一位直选的最高领导人，在就职演说中说：“今日2130万同胞正式进入主权在民的新时代”。通常认为，台湾的现代民主体制就在这天确立。当然，它是否能妥善运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400年来，台湾被荷兰人统治，被郑氏政权统治，被满清王朝统治，被日本殖民统治，被国民党威权统治，终于在蒋经国主政末期启动自由化，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初步完成政改与民主转型。
2017年3月3日星期五
叶启明：遍地“傻逼”从来就不是国耻
一
常看我文章的读者会发现我有语言洁癖，文章中基本上不会出现低俗、庸俗、恶俗的词语。但是一直以来，总有人写文章骂国人是“傻逼”，尤其是在“抵制日货”、“抵制韩货”等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这次“抵制乐天”之后，照例又有人在詈骂那些有组织性的“抵制者”为傻逼，甚至将这些人上升到国耻的地步。这种不明真相、不辨是非的恶骂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所以我感到不能再回避“傻逼”问题了。
《圣经-约翰福音》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人抓到了一个妓女，商量着要按照律法，用石头砸死那女人。这时候耶稣来了。大家要深明律法的耶稣讲讲，现在是不是可以执行这法律。耶稣缓缓地说：“你们当中没有犯过罪的人，可以拿石头砸他。”于是人们静默，并且纷纷散去了。
耶稣的意思虽然是说“没有人是无罪的，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引申出“没有人是永远正确的”。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在力争做到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但是由于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受到“血缘出身、教育背景、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先验性观念的影响，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无知之幕”，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认知上的短板，时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别人是“傻逼”，只能说明指责者本身就是狂妄自负的“傻逼”，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观点或态度视作“永远正确”。
其实，责骂国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鲁迅的“批判国民劣根性”，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现在公知作家们的“遍地傻逼”，这个“批判”的传统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这种“批判”的声音一直都会大行其道而不会受到阻遏，而“批判者”则能赢得较高的“喝彩”，甚至被视作为“民族魂”，所以大家也就乐此不彼的指责批判了。
二
很多人批判“义和团”的愚昧无知，甚至说“一百年以来民众一直都是义和团”。但“义和团”刚开始只是在山东部分地区，而且“拳民”大多是社会底层民众，为了寻求身份上或经济上的庇护而自发形成的松散的组织。如果只是如此，我想“义和团”根本不可能酿成后面的恶果。但是当老佛爷开始注意到“义和团”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乌合之众”，将其势力发展到京津地区，所以我们才看到后面的各种荒唐的闹剧、悲剧。
可以说，愚昧无知的“义和团”本身并没有多少危害性，甚至底层民众自发形成“义和团”也是其固有的权利而已，而“老佛爷们”才是制造闹剧、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不去批判“老佛爷们”的居心叵测，却盯着“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实在是有点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
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柏杨所指责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许曾经确实存在，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同样是“国民”、同样是“中国人”的海峡东岸民众们，已经很难找到那些所谓的“劣根性”和“丑陋”了，而海峡西岸民众们却依然如故，这难道不值得如今的那些“鲁迅们”去反思吗？尤为吊诡的是，鲁迅自己的劣根性，比如“汉奸”的嫌疑，比如残酷的对待原配妻子，比如与所有人为敌的刺猬本性，随着史料的逐渐披露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所以我想请那些经常恶骂国人是“傻逼”的人自己扪心自问下、反求诸己下，是不是自己在任何问题上都“永远正确”？即使自己是“永远正确”的，难道就不能存在反对的声音吗，哪怕反对者是“愚昧无知”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坚持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支持民族自决的人来说，大一统思想者就是“傻逼”，反之亦是；对于信仰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来说，佛教徒、无神论者就是“傻逼”，反之亦是；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来说，那些张口闭口道德自律、整日寄情山水的人就是“傻逼”，反之亦是；对于喜好基于数理精确性的西方音乐、美术的人来说，那些沉浸于中国书法、国画的人就是“傻逼”，反之亦是。
三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是“傻逼”，没有必要整天恶骂别人是“傻逼”。甚至可以说，当“傻逼”是一项基本人权，只要“傻逼”没有严重的侵犯别人的正当权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谁有意在制造这些“傻逼”，是谁有意在怂恿这些“傻逼”，是谁有意在鼓动这些“傻逼”去侵犯别人的正当权益，是谁有意让这些“傻逼”去做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事？
具体到“抵制日货”、“抵制韩货”，尤其是这次“抵制乐天”的事件上，为什么这些“爱国傻逼”能够堂而皇之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而不受到任何阻碍？为什么这些“爱国傻逼”的抵制活动是如此有组织，即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依然明目张胆？
所以不得不说，制造这些“爱国傻逼”的人才是最大的国耻；怂恿这些“爱国傻逼”的人才是最大的国耻；让这些“爱国傻逼”做出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事的人才是最大的国耻；不辨是非恶骂这些“爱国傻逼”人才是最大的国耻。
套用华盛顿的一句话：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制造和怂恿“傻逼”的那群人，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始终伴随战争、奴役、掠夺、破坏的阴影，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科学落后、技术低下、艺术匮乏、思想缺位，而是因为居心叵测利用“傻逼”的那群人。
叶启明 2017-03-02
（转自网络）
叶启明 2017-03-02
（转自网络）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