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辛可:五百年一路堕落到今天!



   风紧霜冷难成句,伤心人读伤心史!
    ——辛可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或甲申之后无中国等等,问题可能没那么严重,死了谁中国都在。我更不相信所谓“亡X亡X”的高论,吓唬谁呢,大家早过了裹着尿不湿的年龄!
    但平心而论,中国文明到了两宋,确实到达顶峰。就像炒股,股价见顶转折,其间虽有反弹,但始终难改下行趋势。直到玩得阴阳两虚,摔在地板上。天朝大国最终被修理得屁股通红,只剩下自娱自乐的份!
    流行的观点是大唐帝国才算巅峰。大唐固然不错,但无论科技文化制度诸方面,与两宋相比犹有不及。当然了,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就当我没说。记得上大学时,洛阳和西安为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斗得你死我活。可到了2012年,因为你懂得的原因,这场争论戛然而止,河南人唾面自干、缴械投降,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或学术自由吧。
    其实不用到晚清,自16世纪,跟西方相比,我们就牛逼不起来了!人家在新时代的风雨中凤凰涅槃,而我们却在酱缸里自甘堕落。所谓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中国19世纪的民族悲剧,在16世纪已经注定了!
    这一时期,正是朱明王朝中叶。毛先生粪土当年万户侯,欣赏的人不多,明太祖算是一个。朱重八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光复神州,把蒙古权贵赶回老家去。民国肇造,孙先生带着股肱之臣,亲自到明孝陵献祭,大概是感念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功业。另一件事,也是他干得最烂的,就是把専制制度推向极端,搞得一人成神、遍地奴才,使中国彻底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泱泱大国外强中干,不可救药地走向没落。
    为了打造中国优胜论,有些人总喜欢拿鸡的屁说事。所谓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鸡的屁天下无敌云云。这大概也是事实。岂止1840以前,1840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的鸡的屁也是全球第一。所谓1840后西方商品便倾销中国,根本就是胡扯。果真如此的话,何必搞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烟帮忙,红毛蕃的商战成绩可能更糟。洋货横行中国,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
    退一步讲,1840年前后,大清王朝的人口4亿,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人口,鸡的屁称雄列国,何必大惊小怪?事实上在更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鸡的屁一直领先世界,人多嘛!在16世纪,中国人口已达1.2亿,以如此大的人口基数,鸡的屁不大行吗? 既如此,被别人修理成那样,为何?比鸡的屁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是制度问题,这才是国家竞争力之关键!
    有人说,晚清以前,中国的农业文明远胜于西方,这也是中国文化界或历史教材一贯的论调。那要看怎么比,如果比总量,中国当然优于西方国家,地广人多嘛!如果以生产力水平或劳动生产率为标准,结果如何呢?今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逊于西方,事实上在500年前已经没多少吹牛的本钱了。
    就单位产量而言,在16世纪,中国北方旱地亩产50斤左右,而英国的旱地亩产已达100斤。就生产效率而言,中国一个劳动力年产4000斤,而英国是12,000斤。就增长而言,两宋至万历年间,中国农产品年产量增长了1.5倍,而同一时期西欧国家增长了2.7倍。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跟西方相比,已经落后了。
    有人说,晚清以前,中国的手工业如何发达,把西方扔出几条街。可稍微读点历史资料,就明白事实绝非如此。至少从16世纪中叶开始,我们不是把人家扔出了几条街,而是掉在人家屁股后边,且距离越来越大!
    我们不妨拿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形态,纺织与冶金业比较一下。宋以前,中国的纺织业确实有一定优势,但宋以后直至晚清,进步却非常缓慢,基本上是吃老本。而同一时期,西方却发展迅速,更别说后来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
    16世纪,西欧国家已出现自动纺车,产业规模空前扩大,在英国的从业人口已达国民的三分之一。以铁矿石产量为例,宋元的铁矿石年产量125,000吨,年增长2.7%,明朝大概如此。而仅在16世纪,西欧国家铁矿石的年产量就增长了2倍。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最要命的是生产方式的差异。传统中国始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小农家庭或家庭作坊,拜重农抑商的伟大国策所赐,手工业、商业只是小农社会的补充。“士农工商”的天朝定理已说明一切。特别是商人,虽有几个臭钱,但始终很下贱。朱重八规定,农民可穿绸纱,商人只能用绢布,地位可见一斑。
    制度使然,中国的工商业根本得不到健康发展,也无法从小农生产中独立出来,自然就不可能为中国的工业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而西方的庄园经济便于工商业之间的协作,也有助于工商业脱离农业经济,成为独立的产业形态,从而做强做大。有钱的工商业者非但不被歧视,而是成长为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方,绝非偶然。这不是自然选择,而是制度的产物。
    最为可笑的是,谈及西欧的庄园,有些人总选择性地拿初夜权说事。免费睡别人的老婆,这当然很禽兽,但中国人的修为,也谈不上文明,甚至更缺德。我们是没有初夜权,但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蹂躏妇女。大家都有做嫖客的嫌疑,区别只是掏不掏钱罢了。妻妾成群的中国男人,有何资格嘲笑人家更恶心。
    在我看来,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妇女解放。女人养育了我们,进而养育了这个国家,我们却用流氓的手段来回报她们。这样的文明,有何资格大书特书?有些人扬言要恢复中国的纲常伦理,好吧,请先讲出所有的真相,去问问全天下的女人同不同意,你妈妈同不同意,你妈妈的妈妈同不同意!
    有人说,中国人在文化科技方面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当然也包括西方。毋庸置疑,中国人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那是老祖先的成绩,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关系。老子英雄未必儿好汉,英雄老子生的混账儿子比比皆是。
    讲得刻薄点,近代以来,至少在思想、科学领域,中国对人类文明几乎没多大贡献,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不停模仿罢了。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是个了不起的老太太。一次CC采访她,让她谈谈“两弹一星”的科学壮举,老太太说,就科学而言,我们没任何贡献啊,别人早做出来了,我们只是模仿而已!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该有的格局!所谓科学贡献,就是你的创见,你必须第一个弄出来!婴用毒奶粉、猪用砒霜、亩产几万斤确是中国独创,但这算得上科学吗?
    事实上,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科学方面已落后于西方。简单归纳一下,无论从内容到方法,中国跟西方大相径庭。前者的研究只为实用,纯属技术范畴,而后者却着力于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这是现代科学的路数。前者的办法是传统经验的总结,而后者是实验与逻辑推理,此现代科学研究之通例。简言之,中国人依然在传统里打圈圈,而西方却开始超越传统,向现代科学高歌猛进。
    当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理论,开辟了医学与生物学的新时代,而我们的头牌神医,还主张用寡妇床头的尘土治疗耳疮!当哥白尼倡导“日心说”,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论的时候,中国人正忙着玩河图洛书,在推背图里寻找宇宙真理。甚至到了晚清,中国的士大夫还拒绝承认地球是圆的!史实如铁,有什么可吹牛皮的?
    当其时也,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泛起,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了新阶段。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人的发现,把个人从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干你所愿干的事”,这是拉伯雷的宣告,也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心声。可悲的是,500年后,拉伯雷的重孙都成了灰,我们还在为这句话斗争呢!
    而同一时期,横行于中国的,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伦理,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一边卖弄着夫子之道,一边玩弄着女人的小脚,大搞所谓华夷之辨。当时的文化界最流行两种文体,一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大明版的舔穴体,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一是李梦阳他们搞的复古运动,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味山寨古人,毫无创新,更像是一场闹剧。
    当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所谓异端思想。如泰州人王艮,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向程朱理学开火。最被道学家痛恨的地市级干部李贽,甚至斗胆跟孔夫子叫板,提出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话,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李贽最终无奈何抹了脖子,成为文化専制的殉道品。
    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李贽的作品,如《焚书》、《藏书》等等,其思想架构依然无出旧传统的藩篱,至少够不到人文主义的标准。其他被视作异端的思想者,亦可做如斯观。即便如此温和的思想批判的微火,也不容于当道,被残酷地扑灭了。文明的黑夜,漫漫无期。
    就教育而言,中国延续着陈旧的模式,即便与孔夫子的教育思想相比,也是倒退。教育只是为了洗脑,培养听话的奴才、驯服的工具。尽管八股文多被诟病,但算不上罪魁祸首,文官考试形式而已,关键是目的与内容。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看起来很不错,但无论你怎么格,终归要格到天理上才算正确。今日中国之教育,亦可作如是观。不管用何种形式,格来格去也不过是光荣正确。如此教育,除了奴才蠢货伪君子,还能培养什么?
    而在西方却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新教育,比如大学。早在12、13世纪,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已经建立,随后有海德堡大学、布拉格大学等等。到16世纪,大学在全欧已近百所。而中国出现类似的玩意,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想想吧,这时候牛津已经玩了800年。尽管西方早期的大学教育尚不完善,但毕竟作为新的教育模式,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摇篮,成为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
    既如此,有人还是不服,所谓我们也有中国式的大学教育,比如书院。书院确实在两宋兴盛一时,成绩不菲。但据我的研究,书院虽有别于科举,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模式。甚或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东林书院。他们不是为了创新思想,而是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聚集于斯,跟被干掉牛牛的阉党们作对。
    事实上,书院自两宋以后,逐渐走向没落。原因很简单,専制统治者绝不容许体制外的声音存在。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与程度的言论自由都是危险的。要么被体制消化,要么被干掉,这是古今獨裁者贯用的伎俩。以岳麓书院为例,最终演变为科举培训班,拿了财政拨款,专心培养専制奴才。
    为什么一个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在人类开启新时代的历史时刻,却如此可悲地沦落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残酷、腐烂的専制制度,以奴役人为目的、丝毫不尊重个人自由的専制文化。在専制制度下,任何教育创新,任何有悖主旋律的声音,任何独立的思想,任何脱离体制的教育模式,都要杀无赦!遍地奴才,国运何足道哉?
    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専制利益,一个民族付出了500年的代价,等同于齐天大圣在五行山劳改的时间。在某些人的恶意操弄下,似乎香火不断,大概只有等待经过新思想洗礼的一代人起来,才能把这一切砸得粉碎。
    中国的専制制度,自秦至今,一以贯之,只是变换着型号不同的马甲或胭脂罢了。但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两宋,这种制度多少有一定弹性。两宋时差强人意的成绩,于此大有干系。可凤阳农民朱重八光复神州后,却倒行逆施,把这种専制制度推向了极端!
    政治上高度集权,一人绝对獨裁,宰相制度被废除,官僚系统完全变成獨裁者的家奴。皇帝+奴才+奴隶,这就是旧王朝的真实写照。就连在文庙里享受冷猪肉的孟夫子,也被朱重八扔了出去,孟夫子文选被改得面目全非,为何?不过是讲了点民贵君轻的闲话而已。就连这点闲话,也不能见容于凤阳农民朱皇帝。
    在故宫养心殿,有一副乾隆爸爸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有天下奉一人。在専制时代,天下兴亡,系于一人之智慧与品行。可无论古今,専制政客的智商和品德比窑姐的处女膜还不靠谱。遇上正常点的,大家勉强度日,遇上王八蛋,只能自认倒霉。权力缺乏监督与制衡,必然走向堕落。
    历史经验如此残酷,那些自称孤、寡人、予一人的,总以王八蛋居多。就算他们胡作非为,民众也莫之奈何。万历皇帝消极怠工,好多年不上班,你敢有意见,抽死丫的,老子就是不上班。明世宗装神弄鬼,玩得天怒人怨,海瑞跳出来骂了几句,关起来,老子继续装神弄鬼!
    奴才们只好战战兢兢、惟命是从,类似大清重臣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把主子舔舒服了,一起为非作歹、花天酒地。草根布衣无权无势,既是皇帝的奴隶,又是各种奴才的奴隶,只有勒紧裤腰带、三呼万岁的份。奴隶们卧薪尝胆,但求奋斗成为獨裁者的奴才,有机会欺负其他奴隶罢了。
    试问,这种制度安排,怎么可能通过思想批判,进行自我革新,特别是制度性调整,创造中国人的新时代。大家只是在腐烂的酱缸里往死里折腾,直到阴阳两虚,彻底报销。然后换一波人,照猫画虎,重新折腾一回,比赛谁玩得更恶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如此而已。
    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虽然也在玩王权政治,但研究政治学的朋友清楚,它与中国的皇权政治大相径庭。这不是说洋主子觉悟高,不想过専制皇帝的瘾,他们跟中国的獨裁者一样,也想得要死,但条件不许可。以西欧特殊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有中国式的绝对权力。
    西欧的王权始终受到各种制约。一是贵族阶层,国王与贵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即是利益共同体,又存在着内在矛盾。二是宗教势力,最要命的是,国家立法根源于基督教义和日耳曼法传统,国王没有立法权。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藉由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日益壮大,其武器就是票子,国王想要钱就必须做出让步。
    早在13世纪,英国就有了议会,其制约王权的动机显而易见。既如此,为何国王同意这么干,无他,弄钱耳。靠王室领地入不敷出,国王要玩下去,就必须跟贵族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尽管这让陛下很不爽,英王也曾多次解散议会,但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重新召开。特别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定,更具里程碑式的意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代议制。议会作为民众代表组成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替民众管好钱袋子;二是监督行政机构。前者尤为重要。早期议会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评价一个国家是否真民主,根本一条就是议会能否管好国家的钱袋子。没有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花钱,否则就是假民主,这种议会也是假议会,帮凶或走狗而已。任由政府挥霍民脂民膏,议会只负责鼓掌通过三呼万岁,这种假民主比皇权専制还要恶劣。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同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西方世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洗涤了旧制度,逐步建立了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而大明王朝却遵照臭烘烘的中国式历史周期律走向灭亡,换了一帮王八蛋变本加厉重新来过。中西方在这一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成本,但收获却如此不同。
    500年来,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陕西总会起到落井下石的特殊作用,如甲申国难、西安事变等等。李自成无厘头的革命帮助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者的文明高度比朱明王朝尚且不如,中国的前途可想而知。东施效颦,没有最烂,只会更烂。满洲贵族倒行逆施,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让国家彻底窒息,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而已。
    左宗棠西征时,在陕西凤翔见到前明的红衣大炮,痛心不已,感慨要是有这玩意,对外战事何至糜烂如此?想想吧,200多年,这帮混账东西除了修园子养蛐蛐削读书人的脑袋,都干了些什么?为这种人天天唱颂歌,不知道阎崇年先生的良知何在?
    就连老马同志,也一点不给中国人面子:“(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里,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立即就腐烂”老马未必会想到,他死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的旧棺材却依然如故。一代人躺在里边腐烂了,再换一代,把棺材重新粉刷一遍,躺进去,继续腐烂!
    有些人无厘头的民族自大综合症,究其根源,如阿德勒、弗洛姆所言,无药可救的自卑而已。早在几百年前,传教士利玛窦就发现了中国人这一潜质。他的观察是:“中国人的骄傲来自无知,越真相大白,他们越自卑!所以,掩盖真相、拒绝真话,是维持他们民族自豪感的不二法门”
    真正自信的民族,自信的国家,自信的团体,自信的个人,必须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勇气。自吹自擂等同于恬不知耻,而历史的教训是,唯知耻而后勇,而后有希望,而后有未来。以谦卑的态度去面对世界,不是总觉着老子天下第一。做得好一笑了之,做不好自己抽自己。我们要经得起人骂,要欢迎人骂。因为没有谁被骂死,只会在批判中变得强大,而被自己或别人夸死的比比皆是。
    北大副校长梁先生称: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虚无主义!这实在不像个体面的读书人该讲的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只讲立场不追求真相的言论就是耍流氓!何为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那种不尊重历史事实,只追求政治正确,寡廉鲜耻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才是最不要脸的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连真面目示人的勇气都没有,还不虚无啊,要多无耻才算虚无呢?

    辛可于北京。

    作者简介
     辛可,原名辛梦尧,知名作家,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坚持戏讽性艺术风格,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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