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五百年一路堕落到今天！

   风紧霜冷难成句，伤心人读伤心史！
    ——辛可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或甲申之后无中国等等，问题可能没那么严重，死了谁中国都在。我更不相信所谓“亡X亡X”的高论，吓唬谁呢，大家早过了裹着尿不湿的年龄！
    但平心而论，中国文明到了两宋，确实到达顶峰。就像炒股，股价见顶转折，其间虽有反弹，但始终难改下行趋势。直到玩得阴阳两虚，摔在地板上。天朝大国最终被修理得屁股通红，只剩下自娱自乐的份！
    流行的观点是大唐帝国才算巅峰。大唐固然不错，但无论科技文化制度诸方面，与两宋相比犹有不及。当然了，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就当我没说。记得上大学时，洛阳和西安为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斗得你死我活。可到了2012年，因为你懂得的原因，这场争论戛然而止，河南人唾面自干、缴械投降，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或学术自由吧。
    其实不用到晚清，自16世纪，跟西方相比，我们就牛逼不起来了！人家在新时代的风雨中凤凰涅槃，而我们却在酱缸里自甘堕落。所谓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中国19世纪的民族悲剧，在16世纪已经注定了！
    这一时期，正是朱明王朝中叶。毛先生粪土当年万户侯，欣赏的人不多，明太祖算是一个。朱重八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光复神州，把蒙古权贵赶回老家去。民国肇造，孙先生带着股肱之臣，亲自到明孝陵献祭，大概是感念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功业。另一件事，也是他干得最烂的，就是把専制制度推向极端，搞得一人成神、遍地奴才，使中国彻底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泱泱大国外强中干，不可救药地走向没落。
    为了打造中国优胜论，有些人总喜欢拿鸡的屁说事。所谓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鸡的屁天下无敌云云。这大概也是事实。岂止1840以前，1840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的鸡的屁也是全球第一。所谓1840后西方商品便倾销中国，根本就是胡扯。果真如此的话，何必搞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烟帮忙，红毛蕃的商战成绩可能更糟。洋货横行中国，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
    退一步讲，1840年前后，大清王朝的人口4亿，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人口，鸡的屁称雄列国，何必大惊小怪？事实上在更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鸡的屁一直领先世界，人多嘛！在16世纪，中国人口已达1.2亿，以如此大的人口基数，鸡的屁不大行吗？ 既如此，被别人修理成那样，为何？比鸡的屁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是制度问题，这才是国家竞争力之关键！
    有人说，晚清以前，中国的农业文明远胜于西方，这也是中国文化界或历史教材一贯的论调。那要看怎么比，如果比总量，中国当然优于西方国家，地广人多嘛！如果以生产力水平或劳动生产率为标准，结果如何呢？今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逊于西方，事实上在500年前已经没多少吹牛的本钱了。
    就单位产量而言，在16世纪，中国北方旱地亩产50斤左右，而英国的旱地亩产已达100斤。就生产效率而言，中国一个劳动力年产4000斤，而英国是12,000斤。就增长而言，两宋至万历年间，中国农产品年产量增长了1.5倍，而同一时期西欧国家增长了2.7倍。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跟西方相比，已经落后了。
    有人说，晚清以前，中国的手工业如何发达，把西方扔出几条街。可稍微读点历史资料，就明白事实绝非如此。至少从16世纪中叶开始，我们不是把人家扔出了几条街，而是掉在人家屁股后边，且距离越来越大！
    我们不妨拿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形态，纺织与冶金业比较一下。宋以前，中国的纺织业确实有一定优势，但宋以后直至晚清，进步却非常缓慢，基本上是吃老本。而同一时期，西方却发展迅速，更别说后来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
    16世纪，西欧国家已出现自动纺车，产业规模空前扩大，在英国的从业人口已达国民的三分之一。以铁矿石产量为例，宋元的铁矿石年产量125,000吨，年增长2.7%，明朝大概如此。而仅在16世纪，西欧国家铁矿石的年产量就增长了2倍。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最要命的是生产方式的差异。传统中国始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小农家庭或家庭作坊，拜重农抑商的伟大国策所赐，手工业、商业只是小农社会的补充。“士农工商”的天朝定理已说明一切。特别是商人，虽有几个臭钱，但始终很下贱。朱重八规定，农民可穿绸纱，商人只能用绢布，地位可见一斑。
    制度使然，中国的工商业根本得不到健康发展，也无法从小农生产中独立出来，自然就不可能为中国的工业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而西方的庄园经济便于工商业之间的协作，也有助于工商业脱离农业经济，成为独立的产业形态，从而做强做大。有钱的工商业者非但不被歧视，而是成长为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方，绝非偶然。这不是自然选择，而是制度的产物。
    最为可笑的是，谈及西欧的庄园，有些人总选择性地拿初夜权说事。免费睡别人的老婆，这当然很禽兽，但中国人的修为，也谈不上文明，甚至更缺德。我们是没有初夜权，但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蹂躏妇女。大家都有做嫖客的嫌疑，区别只是掏不掏钱罢了。妻妾成群的中国男人，有何资格嘲笑人家更恶心。
    在我看来，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妇女解放。女人养育了我们，进而养育了这个国家，我们却用流氓的手段来回报她们。这样的文明，有何资格大书特书？有些人扬言要恢复中国的纲常伦理，好吧，请先讲出所有的真相，去问问全天下的女人同不同意，你妈妈同不同意，你妈妈的妈妈同不同意！
    有人说，中国人在文化科技方面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当然也包括西方。毋庸置疑，中国人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那是老祖先的成绩，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关系。老子英雄未必儿好汉，英雄老子生的混账儿子比比皆是。
    讲得刻薄点，近代以来，至少在思想、科学领域，中国对人类文明几乎没多大贡献，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不停模仿罢了。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是个了不起的老太太。一次CC采访她，让她谈谈“两弹一星”的科学壮举，老太太说，就科学而言，我们没任何贡献啊，别人早做出来了，我们只是模仿而已！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该有的格局！所谓科学贡献，就是你的创见，你必须第一个弄出来！婴用毒奶粉、猪用砒霜、亩产几万斤确是中国独创，但这算得上科学吗？
    事实上，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科学方面已落后于西方。简单归纳一下，无论从内容到方法，中国跟西方大相径庭。前者的研究只为实用，纯属技术范畴，而后者却着力于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这是现代科学的路数。前者的办法是传统经验的总结，而后者是实验与逻辑推理，此现代科学研究之通例。简言之，中国人依然在传统里打圈圈，而西方却开始超越传统，向现代科学高歌猛进。
    当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理论，开辟了医学与生物学的新时代，而我们的头牌神医，还主张用寡妇床头的尘土治疗耳疮！当哥白尼倡导“日心说”，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论的时候，中国人正忙着玩河图洛书，在推背图里寻找宇宙真理。甚至到了晚清，中国的士大夫还拒绝承认地球是圆的！史实如铁，有什么可吹牛皮的？
    当其时也，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泛起，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了新阶段。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人的发现，把个人从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干你所愿干的事”，这是拉伯雷的宣告，也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心声。可悲的是，500年后，拉伯雷的重孙都成了灰，我们还在为这句话斗争呢！
    而同一时期，横行于中国的，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伦理，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一边卖弄着夫子之道，一边玩弄着女人的小脚，大搞所谓华夷之辨。当时的文化界最流行两种文体，一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大明版的舔穴体，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一是李梦阳他们搞的复古运动，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味山寨古人，毫无创新，更像是一场闹剧。
    当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所谓异端思想。如泰州人王艮，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向程朱理学开火。最被道学家痛恨的地市级干部李贽，甚至斗胆跟孔夫子叫板，提出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话，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李贽最终无奈何抹了脖子，成为文化専制的殉道品。
    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李贽的作品，如《焚书》、《藏书》等等，其思想架构依然无出旧传统的藩篱，至少够不到人文主义的标准。其他被视作异端的思想者，亦可做如斯观。即便如此温和的思想批判的微火，也不容于当道，被残酷地扑灭了。文明的黑夜，漫漫无期。
    就教育而言，中国延续着陈旧的模式，即便与孔夫子的教育思想相比，也是倒退。教育只是为了洗脑，培养听话的奴才、驯服的工具。尽管八股文多被诟病，但算不上罪魁祸首，文官考试形式而已，关键是目的与内容。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看起来很不错，但无论你怎么格，终归要格到天理上才算正确。今日中国之教育，亦可作如是观。不管用何种形式，格来格去也不过是光荣正确。如此教育，除了奴才蠢货伪君子，还能培养什么？
    而在西方却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新教育，比如大学。早在12、13世纪，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已经建立，随后有海德堡大学、布拉格大学等等。到16世纪，大学在全欧已近百所。而中国出现类似的玩意，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想想吧，这时候牛津已经玩了800年。尽管西方早期的大学教育尚不完善，但毕竟作为新的教育模式，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摇篮，成为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
    既如此，有人还是不服，所谓我们也有中国式的大学教育，比如书院。书院确实在两宋兴盛一时，成绩不菲。但据我的研究，书院虽有别于科举，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模式。甚或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东林书院。他们不是为了创新思想，而是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聚集于斯，跟被干掉牛牛的阉党们作对。
    事实上，书院自两宋以后，逐渐走向没落。原因很简单，専制统治者绝不容许体制外的声音存在。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与程度的言论自由都是危险的。要么被体制消化，要么被干掉，这是古今獨裁者贯用的伎俩。以岳麓书院为例，最终演变为科举培训班，拿了财政拨款，专心培养専制奴才。
    为什么一个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在人类开启新时代的历史时刻，却如此可悲地沦落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残酷、腐烂的専制制度，以奴役人为目的、丝毫不尊重个人自由的専制文化。在専制制度下，任何教育创新，任何有悖主旋律的声音，任何独立的思想，任何脱离体制的教育模式，都要杀无赦！遍地奴才，国运何足道哉？
    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専制利益，一个民族付出了500年的代价，等同于齐天大圣在五行山劳改的时间。在某些人的恶意操弄下，似乎香火不断，大概只有等待经过新思想洗礼的一代人起来，才能把这一切砸得粉碎。
    中国的専制制度，自秦至今，一以贯之，只是变换着型号不同的马甲或胭脂罢了。但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两宋，这种制度多少有一定弹性。两宋时差强人意的成绩，于此大有干系。可凤阳农民朱重八光复神州后，却倒行逆施，把这种専制制度推向了极端！
    政治上高度集权，一人绝对獨裁，宰相制度被废除，官僚系统完全变成獨裁者的家奴。皇帝+奴才+奴隶，这就是旧王朝的真实写照。就连在文庙里享受冷猪肉的孟夫子，也被朱重八扔了出去，孟夫子文选被改得面目全非，为何？不过是讲了点民贵君轻的闲话而已。就连这点闲话，也不能见容于凤阳农民朱皇帝。
    在故宫养心殿，有一副乾隆爸爸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有天下奉一人。在専制时代，天下兴亡，系于一人之智慧与品行。可无论古今，専制政客的智商和品德比窑姐的处女膜还不靠谱。遇上正常点的，大家勉强度日，遇上王八蛋，只能自认倒霉。权力缺乏监督与制衡，必然走向堕落。
    历史经验如此残酷，那些自称孤、寡人、予一人的，总以王八蛋居多。就算他们胡作非为，民众也莫之奈何。万历皇帝消极怠工，好多年不上班，你敢有意见，抽死丫的，老子就是不上班。明世宗装神弄鬼，玩得天怒人怨，海瑞跳出来骂了几句，关起来，老子继续装神弄鬼！
    奴才们只好战战兢兢、惟命是从，类似大清重臣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把主子舔舒服了，一起为非作歹、花天酒地。草根布衣无权无势，既是皇帝的奴隶，又是各种奴才的奴隶，只有勒紧裤腰带、三呼万岁的份。奴隶们卧薪尝胆，但求奋斗成为獨裁者的奴才，有机会欺负其他奴隶罢了。
    试问，这种制度安排，怎么可能通过思想批判，进行自我革新，特别是制度性调整，创造中国人的新时代。大家只是在腐烂的酱缸里往死里折腾，直到阴阳两虚，彻底报销。然后换一波人，照猫画虎，重新折腾一回，比赛谁玩得更恶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如此而已。
    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虽然也在玩王权政治，但研究政治学的朋友清楚，它与中国的皇权政治大相径庭。这不是说洋主子觉悟高，不想过専制皇帝的瘾，他们跟中国的獨裁者一样，也想得要死，但条件不许可。以西欧特殊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有中国式的绝对权力。
    西欧的王权始终受到各种制约。一是贵族阶层，国王与贵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即是利益共同体，又存在着内在矛盾。二是宗教势力，最要命的是，国家立法根源于基督教义和日耳曼法传统，国王没有立法权。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藉由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日益壮大，其武器就是票子，国王想要钱就必须做出让步。
    早在13世纪，英国就有了议会，其制约王权的动机显而易见。既如此，为何国王同意这么干，无他，弄钱耳。靠王室领地入不敷出，国王要玩下去，就必须跟贵族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尽管这让陛下很不爽，英王也曾多次解散议会，但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重新召开。特别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定，更具里程碑式的意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代议制。议会作为民众代表组成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替民众管好钱袋子；二是监督行政机构。前者尤为重要。早期议会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评价一个国家是否真民主，根本一条就是议会能否管好国家的钱袋子。没有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花钱，否则就是假民主，这种议会也是假议会，帮凶或走狗而已。任由政府挥霍民脂民膏，议会只负责鼓掌通过三呼万岁，这种假民主比皇权専制还要恶劣。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同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西方世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洗涤了旧制度，逐步建立了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而大明王朝却遵照臭烘烘的中国式历史周期律走向灭亡，换了一帮王八蛋变本加厉重新来过。中西方在这一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成本，但收获却如此不同。
    500年来，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陕西总会起到落井下石的特殊作用，如甲申国难、西安事变等等。李自成无厘头的革命帮助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者的文明高度比朱明王朝尚且不如，中国的前途可想而知。东施效颦，没有最烂，只会更烂。满洲贵族倒行逆施，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让国家彻底窒息，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而已。
    左宗棠西征时，在陕西凤翔见到前明的红衣大炮，痛心不已，感慨要是有这玩意，对外战事何至糜烂如此？想想吧，200多年，这帮混账东西除了修园子养蛐蛐削读书人的脑袋，都干了些什么？为这种人天天唱颂歌，不知道阎崇年先生的良知何在？
    就连老马同志，也一点不给中国人面子：“（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里，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立即就腐烂”老马未必会想到，他死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的旧棺材却依然如故。一代人躺在里边腐烂了，再换一代，把棺材重新粉刷一遍，躺进去，继续腐烂！
    有些人无厘头的民族自大综合症，究其根源，如阿德勒、弗洛姆所言，无药可救的自卑而已。早在几百年前，传教士利玛窦就发现了中国人这一潜质。他的观察是：“中国人的骄傲来自无知，越真相大白，他们越自卑！所以，掩盖真相、拒绝真话，是维持他们民族自豪感的不二法门”
    真正自信的民族，自信的国家，自信的团体，自信的个人，必须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勇气。自吹自擂等同于恬不知耻，而历史的教训是，唯知耻而后勇，而后有希望，而后有未来。以谦卑的态度去面对世界，不是总觉着老子天下第一。做得好一笑了之，做不好自己抽自己。我们要经得起人骂，要欢迎人骂。因为没有谁被骂死，只会在批判中变得强大，而被自己或别人夸死的比比皆是。
    北大副校长梁先生称：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虚无主义！这实在不像个体面的读书人该讲的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只讲立场不追求真相的言论就是耍流氓！何为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那种不尊重历史事实，只追求政治正确，寡廉鲜耻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才是最不要脸的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连真面目示人的勇气都没有，还不虚无啊，要多无耻才算虚无呢？

    辛可于北京。

    作者简介
     辛可，原名辛梦尧，知名作家，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坚持戏讽性艺术风格，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